这方面前人论述颇详，此处略举数例。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曾详细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以为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国语的词汇、语法及文体都产生了开天辟地般的大变化。单以词汇而言，自汉晋迄唐800年间经翻译而加入汉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就多达35000余词条。“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 胡适亦多此说，认为佛经的翻译“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留下无数文学种子在唐以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寺禅门遂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这是一大贡献”。在国外，翻译能丰富译入语的看法亦很普遍。尤其是晚期浪漫派对此宣传得特别厉害。雨果等人就企图 通过翻译“改变现存的语言在近代中国，这方面呼声最髙者，莫过于鲁迅和瞿秋白。瞿在给鲁迅的信中指出：“翻译——除能够介绍原作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

”鲁迅主张“借着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并为了医治中国语文的“太不精密”这个病，“只好陆续的吃一些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非省非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也是鲁迅力主“宁信而不顺”的重要原因：不顺者，只因输入的是异样句法，最初当然看不惯，不过看多了，也就习惯了。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观点是有价值的。翻译的这一功能也曾受到郭沫若的注意。他认为“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上的影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这责任实在并不轻松”。解放后翻译的这一功能也屡屡为人论及，如雷海宗就曾说过“系统翻译的结果还有当初所未料到而事实上必定达到的一种，就是丰富自己的语言，文字与文体”。但是由于意译派在我国逐渐占上风，旨在提倡归化的译文以纯洁国语，其主张固然也不错，但却使借翻译丰富译入语这一功能比起五四时期来，明显大大削弱；这或者因为输入新的表现法已达饱和状态，也未可知。而最可惜者是各家都未曾把这一功能和翻译标准联系起来讨论，所以虽为髙论，却无所投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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