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在现代语言学进入翻译的理论领域之前，西方的翻译理论就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好景不长，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译论与美学之间即面临“缘尽情疏”之境，以迄于合。公元前的西赛罗(Cicero)以其旷世之辩才要求翻译必须工于词章之美。杰罗姆 (St.Jerome)和德莱登(John Dryden, 1684)等人则认为译文贵在自然，美的译文应质朴犹如市井之言。泰特勒（A. F.Tytler, 1790)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并在结论中将他的原则阐释为：成功的译 作应能体现原作的全部优点，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领悟原文的全部美。近30年来西方翻译理论在许多领域中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现代翻译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开拓精神和创造性。翻译理论由于获得了现代语言学、现代美学及符号学等各学科的理论活力而生机勃发。传统翻译理论的遗产是可贵的，但其命题和范畴有限，严格说来，古典翻译理论只是西方古典文艺美学的一部分。

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的结合，正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基本特征。译学与美学之缘，积久而著，二者之间这份情缘因汉语的审美特质 (感性特质)，永远不会“缘尽情疏”，端赖我们精心培育和阐发。我国翻译史上的译论，大抵都是对译文的美学探索或评述，而且主要集中在内容与形式这个美学命题上。

我国的文学评论之与美学阐发互证,渊源已久。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共包括50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古典文艺美学的论述。刘勰解剖了从中国上古诗歌到齐梁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例证，评议了我国古代各式文艺体裁的美学价值，提出了文艺枇评的审美标准。刘勰之后的萧统（501—531)、钟嵘（468? —552)、陈子昂（661—702)以及欧阳修（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等文学大师所作的文学批评或论述也都离不开词章美学，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诗歌和散文的内容与形式美的关系问题。

在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也始终没有越出美学的范畴，恰与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不谋而合。纵观我国上千年之翻译论史，评论家执议纷纭，但大抵没有超出直译与意译之争，也就是美学上的内容与形式（或曰“内容真”与“形式美”）的关系问题。

在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中，很早就有人提出所谓“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哲学一美学命题。翻译究竟应该恪守原文内容之实，依其义不用饰；还是应该注重译文与原文形式上的对应，舍其义而用饰？ 美与信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始终是我国古典译论的基本议题。佛经翻译自始至终存在着“质派”与“文派”之争。质派主张“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高僧传》)，要求以质直求真，以朴拙作为译文的美学标准。文派则认为翻译应当“辞旨文雅”，行文要“清丽欣畅”，以径达义旨为原则。这是我国译论直译、意译之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