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场合会采取不同的表达，这是因为语境不同所致。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日本人见面常说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国人的寒暄，首推“你吃了吗”，中国人看到对方的来人会问“你上哪儿去”，如果以同样的话语问欧美人，则会被认为刺探隐私。
语境对词义、语义、句义都有着制约的功能。比如下面的一段对话：
甲：这种时候，你还不意思意思。
乙：什么意思不意思？
甲：就是那个意思，这你都不懂。
这其中的“意思”没有明说，但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懂，其实就是“送礼”或“送钱”。但是在外显性语境下，限制了“意思”一词的意义。
再举一例，是一段中外交际的情况：
拨对了，接电话的永远是一个美国老妇人，……于是老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用漏风的嘴对我叽里咕噜一番，我益发不解，我出了一身大汗，我忽然想起来应该“三克油”，也许实际上说成了“顾得白”。（王蒙《轮下》）
这里的“三克油”和“顾得白”可不是字面的意思，按照这段话的语境，应该是英语的“thank you（谢谢）”和“good-bye（再见）”的意思。在这种语境下，“三克油”和“顾得白”才有这种意思，这不说明语境限制词义吗？
词语的多义性，丰富了词语使用的范围和功能，但是有时也会容易造成语句的歧义性。但是如果语境清晰明朗，便可发挥制约词语意义的功能，使词语的意义化为唯一的、不可取代的，从而消除歧义，找到转换的可能和关键，完成翻译。
在大学里的翻译科目已经由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的三级学科，提升为语言学并列的翻译学。翻译研究也经历了从语言翻译→文学翻译→文化翻译的三个阶段。在翻译界把当今的翻译研究称为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的地位的提升，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翻译研究不再囿于语言本身、不再囿于文学的美学价值，而是研究其文化意义，外来文化如何通过翻译实现本土化，以及译者的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
鉴于此，翻译的教学恐怕不能停留在以前的传授翻译方法，增强翻译技能等方面，而是要不断革新，以适应当前翻译研究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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