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比喻中这种情况更多，例如把sarcasm would meet a dead wall in her 译成“对于讽剌她是一堵死墙，”把马路上的zebra crossing译成“斑马线”，—般中国人都难于理解。这种情况牵涉外来语归化的复杂问题，与社会情况很有关系。“斑马线”在香港可能很容易被接受，对于大陆读者就远不如改为“人行横道”清楚明确。
第三种：改动虽有理由，权衡轻重似以不动或少动为宜。纽马克区别语义型翻译与通达型翻译时提出译者对作者的忠实是第一位的，对译入语的忠实是第二位的， 对读者的忠实只能是末位，这种概念值得商榷，因为对作者的忠实如果不与对读者的忠实结合，那只是一句空话;但是他强调充分发搌和反映原文各种涵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不同意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中的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时加以改动，就很有见地。本来德国学者诺依贝待（A.Neubert) 根据符号学所作分柝也是有根据的，有些地方夏天闷热难受，那些地方的人读到这首诗很可能误认为莎士比亚是在对比什么讨厌的东西。但是纽马克出，读者正好可以从这首诗中获得生动的印象，对英国的美好夏日有所体会，读者是有想象力的。问题正在这里，即使是阅读本族语的文学作品，往往也需要运用想象力才能充分理解，从文字和内容两方面说都是如此。
从文字的角度说，新鲜的形象和动人的表达方法，本来就是文学美的重要纽成成分，把原文中的新鲜东西变成读者熟悉的套语，表面上看来是运到了文从字顺，实际上是冲淡了作品的文学特性。不仅如此，形象的改变往往意味着涵义全部或局部丧失。
另一方面，两种语言后面的不同文化背景固然是一个重大障碍，现代符号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大加强了翻译工作者对这一现象的敏惑程度，因而也避免了许多令人难解或误解的翻译，这是符号学的重大贡献，但是文化差异并不总是绝对的存在，不一定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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