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近似度作为翻译标准的重要依据。一般说来至少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近似度越大越好，即所谓最佳近似度一最高标准。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近似度大小的意义却是依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的。 如林纾听译小说，钱钟书先生以为“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可见近似度大也未必就一定受欢迎。法国17至18世纪古典派的译作中、往往近似度小者反受欢迎、喻为“优雅”，在将近100年内所出版的翻译书籍里，每篇序言里都必定有这样一句话：为了适合读者并且也向我们的作者效劳，我们从作者的书中删去了可能伤害法国读者文雅趣味的地方。这简直是在以不忠实的译文自豪了。这种情形在中世纪时期人们翻译非宗教性文学作品时十分常见。译者可以任意改头换面，人物的姓名、背景乃至情节等都被译者以符含本国人民的趣味为借口改窜得面目全非，而这样的译作还居然挺受欢迎，可见，在翻译史上，译作价值的大小对特定时代的读者（包括译者， 因为译者也往往是读者）来说，并非总成正比关系。
那么，近似度在标准系统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呢？
近似度，如前所述，指译作模拟原作内容和形式的逼真程度。但是与一般近似度不同的是，这儿的近似度在原作与译作的对比关系中，不是只表示一种线性关系，而是尽量表示层面的关系乃至一种立体关系。如果我们把原作作为一个有球心的立体球形空间来看，则球形内外的空间都属于译作范围，各标准点相对于球心依近似距离的远近处于立体关系中。如果译作的各个方面， 如语音层次、语义层次、句法层次等都和原作一样的话，则译作亦呈球形，且与原作球形重合；当然我们知道，重合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那样就等于一字不译。既然两个球形不能重合，则意味着译作球形相对于原作球形来说必定是一个变态球形，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把它叫做变态（或异态）译作球形。从理论上说来，变态译作球形的数量是无限的，它可以相应地满足人们无限的要求。但事实上特定时代的人们的要求往往具有有限性，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变态译作球形也可以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无视其余的变态球形。即在强调思维的空间性的同时强调思维主体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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