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上，绝对标准是个永远达不到的标准，因为达到它，就意味着根本不翻译一个字。如果把这个根本达不到的标准作为翻译的价值尺度显然是不实用的。然而没有这一个标准也不行，因为其他标准实际上和它有内在联系。只是要记住，它的实际用途是极其有限的，等于形同虚设。

正是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译家们提出的种种标准往往和这个绝对标准一样暴露出其空洞性。以所谓“忠实标准”而论，这几乎是翻译界人的口头禅，中国人这么说，外国人也这么说，似乎译作可以忠实于原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种说法的空洞荒唐性与上述绝对标准一样。首先，“忠实”这个概念对许多提倡“忠实”标准的人来说是个模糊概念：译作究竟忠实于原作的哪些方面？是语音、语义、句法结构都忠实。还是仅指其中一项或二项？若非三项全忠实，则明明有悖原作，又如何算“忠实”？若明明不忠实，又偏要使用“忠实”这个概念作标准，岂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既欺人又欺己？而三项全忠实，又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那样等于不译，原文照搬，忠实与否便失去了意义。而实际上，只要从事翻译的人都知道，岂但一篇文章不可能完全忠实，就是一段、一句甚至一个词， 要在各方面与原作相当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忠实”的提法不过是如捞井中之月，如摘镜中之花，根本就办不到的.其他的提法还有许多，如三国时支谦提 到的“循本旨，不加文饰”，东晋道安所倡的“案本”，唐人的“信”，以及近代 严复所提的“信、达'雅”的“信”，朱生豪的“神韵”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国外译论家的类似提法，此处略举四家，如英国泰特勒 (Tytler)的“三原则”、苏联费道罗夫的“等值论”、巴尔胡达罗夫的“语义等值”饱、美国奈达的“等效”论等等，真是令人目不暇接。而所有这些提法，不管字面上如何不同，其实都与这“忠实”的说法一脉相通，无非是要译作尽量相似于原作。

提出这些概念的人心里明白，自己的概念并不是要求绝对忠实；听这些概念的人也不至于愚蠢到拘泥于宇面上的含义，要求绝对的“忠实”，而是暗中打了折扣。所以各种提法的表面虽然有别，实质却无甚差别，也许有人会说忠实”之类的说法虽然不妥。但它通俗易懂，人们不知不觉中会作正确的理解，也就吋以沿用下来，不必另铸新同了。鄙意不然，一个术语如果只是为了茶余酒后的闲谈，自然怎么用都可以。但是作为书面的严肃的学术用语，则万不能等闲视之。何况目前翻译界不少人都在呼吁建立翻译学，既要成一门“学”，则首要工作当须在澄清概念上下功夫。因为理论上的许多分歧，往往都是由于概念上内涵、外延界定不周而引起的。如“忠实”这种漂亮提法，既属荒谬，还何必眷恋它？假如找一个与实际情形相当的字眼来表示，人们一看就懂，不必绕着弯儿，打着折扣来理解它，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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