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姓名在交际中必不可少,而且不同文化中的姓名又各有特色，那么在跨文化交际时又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首先,姓名求同是必然的,因为它直接受到交际工具一一某种语言的限制。一般说来,在决定使用某种语言为交际工具之后,交际者一方的姓名大都需要用交际语言中的近似音取而代之。如果交际者双方的语言在语音系统上差别太大，经过音译的姓名必然在某些方面作出让步，以适应另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比如，英语里的Smith 在汉语里是“史密斯”，此名在英语中原本一个音节，到了汉语中却成了三个；又如，汉语里的“赵志坚”虽然可以用汉语拼音转写成Zhao Zhijian,但是在讲英语的人士念来，无论是字音还是声调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交际者不会对此过多地介意，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读出来的姓名既不属纯粹的甲文化,也不属纯粹的乙文化，而处于一种具有“洋味”的折中状态。这种折中实质上就是跨文化交际中求同的具体表现。

其次，跨文化交际中在姓名上采取求同的做法也是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的渠道多种多样，从语言符号系统的结构着手分析，我们姑且把跨文化交际粗略地划分为以口头语言为工具的交际(O式交际)和以书面语言为工具的交际(W式交际)。

在O式跨文化交际中，姓名是一串专门的有声符号，而符号又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也有熟悉和陌生之别。倘若这串符号中有些并不存在于用来交际的语言，不为另一交际者所熟悉，这些陌生的符号自然会给交际带来一定困难。

从语音上讲，外国语言中的某些音素既不易听清，又不易发准，因而难以记忆。就音节数目而言,如果外国人的名字太长,记忆起来就比较吃力。比如，超过四个音节的姓名对讲汉语的人来说就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它不符合汉语姓名的模式；中国人的姓名一般只有两三个音节,但对外国人来说,仍不好记忆。在姓、名排列方式上的不同也会给交际带来困惑，“许莉”用汉语拼音标记是Xu Li，大多数英美人士常常搞不懂此人到底姓Xu还是姓Li。美国之音播音员就曾经称中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黄华为Mr.  Hua(范伸英:1990)。所以，对音译姓名的认可与接受只是在一个层次上的求同；然而,为交际更便利，自然会产生更深层次上的求同。

有人指出，交际者之间相似点，比如身份、种族、性别，以及双方文化共同点有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交际开始阶段能否顺利进行会产生一定影响(Gudykunst:1992)。而交际者双方的共同点越多，最初的交际就越便利。交际者身在某一社会群体及其文化圈内时，倘若姓名也趋同于此社会群体成员，交际者便会享受到一些便利。由于姓名本身就是文化的标记，交际者双方使用同一文化中的名字，会使他们觉得在某些方面共享某一文化的特征，可使交际者之间的心理距离缩小。

譬如，中国人的姓名用汉语拼音转写之后是很容易辨认的。美国一电话公司就专门雇用了从中国大陆过去的雇员，给她的工作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査找在美华人的姓名，然后用汉语打电话，争取华人用户。美国这家电话公司以及雇员都有效地利用了姓名这一文化标记。

张晓武在美国当律师开业时，先用中文做广告。后来他发现，入乡不随俗,确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需要避免名字在客观上带给他的不利，合到大事务所后，由于客源方面的原因，以后对外做广告，英文打BECKER POLIAKOFF,P.A.,中文仍打“张晓武”的牌子（张晓武、李忠效:1994）。看来，人们习惯于根据姓名判断一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身份，而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要大于同一社会群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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