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在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上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由于所涉历史太长,且主编和作者的研究各有特点,最后决定由主编自行负责设计本卷结构和内容。当时齐赫文院士只提了一个条件:各卷中必须包括文化内容,当然是广义上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等。这虽然有可能与俄罗斯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在内容上存在雷同,但可以使《中国通史》的内容更加丰富。

　　满足俄罗斯了解中国历史的需要

　　阎国栋:在编撰过程中,各卷主编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各卷主编大多认为应该坚持学术规范,但齐赫文院士认为科普著作没必要进行文献注释。后来,应个别主编的一再要求,齐赫文同意增加注释,但由于工作已经完成大半,甚至有的作者去世了,再加注释不太可能。尤其是第七卷已经提交给出版社,来不及增补注释,因而只能保持统一。

　　阎国栋:齐赫文院士在项目的设计和组织编撰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什么动机促使他启动这一庞大工程?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我想有两个原因,很难说哪个是最主要的。季塔连科院士动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学术力量,并筹措了必要经费,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该著对俄罗斯汉学研究产生了激励作用。这是促使齐赫文组织编撰《中国通史》的原因之一。此外,他是俄罗斯汉学的领军人物,阅历和经验丰富,能够站在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高度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鉴于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提出有必要编撰一部《中国通史》,满足俄罗斯社会了解中国历史的需要。这是第二个原因。

　　齐赫文非常关心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在他离世前两三个月,我带着刚出版的第九卷内容前去探望,他提出俄罗斯科学院应该组建独立的中国研究所。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现象,为研究中国而建立一个国别研究所不仅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中国历史研究比西方客观

　　阎国栋:如何评价俄罗斯的中国历史研究?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受俄罗斯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目前的俄罗斯汉学正在经历一个复杂时期。很少有青年人愿意加入到汉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和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均年过半百,却是所里最年轻的学者。学者老龄化问题在远东研究所最为突出,形势也最为严峻。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还有一些对中国古代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他们甚至可以无报酬工作。但是,当代中国研究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多数年龄稍长的汉学家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领域,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

　　阎国栋: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向更细化和深入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社会史、环境史、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俄罗斯学者在这方面有无跟进,或者说有何建树?

　　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研究中国政治史是俄罗斯汉学的传统优势,在共产国际以及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方面,俄罗斯汉学家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俄罗斯开始重视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远东研究所目前有3位学者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此外,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也一直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