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不少情况下，译者对于所译内容和所用翻译方法上表现出来的禁忌态度，与其说受制于政府或权利机构的审查，不如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考虑的译者自律、译者操纵或译者自我审查、译者自我干预的影响。而译者的这些自律、操纵或自我审查、自我干预既可以体现在对个别词汇选择或改写上，也可体现在对整个情节的改写或删减上。例如，基辛格新著《论中国》中有这样的语句：“The China I saw on this occasion had lost the self-assurance of my previous visits”（原著第421-422页）和“..the heirs of Mao were arguing that age of ideology was over...”（原著第425页），胡利平等人译本（中信出版社，2012）所提供的译文是“此次访问，我看到了中国心态上的变化”（译本第417页）和“……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说，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宣告终结……”（译本第421页）。如果译得更加忠实一点，第一句当为“此次访问，我见到中国失去了以往访问中见过的那种自信”；第二句则是“……毛泽东的继任人认为，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终结……”。中信出版社译本在遣词造句上的译者干预或译者自我干预痕迹显而易见，与之相关的翻译禁忌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此类由译者自律、译者操纵或译者自我审查、自我干预引发的翻译禁忌，它们的表征有时是隐性，有时又可能是显性的。即是说，有时译者或许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或有可能意识到了它们存在，因而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相应的避讳措施，但并不一定去谈论它们（如上述胡利平等人译本中对基辛格原著中一些敏感词语的删改做法）；有时有些译者却有可能公开谈论相关翻译禁忌的存在。以竺家荣翻译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作品《失乐园》为例。据《中国日报》2010年5月31日刊登的一篇采访报道，竺家荣在谈她如何处理翻译问题时坦诚：1990年代末当出版社约她翻译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作品《失乐园》时，她开出要在翻译时删除原著中直白露骨性爱描写的条件，否则不接受约稿。她认为，书中那些描绘男欢女爱的场景有悖她自己所认定的性道德，是“黄色淫秽”的东西，她作为大学教师，如果将这些内容翻译过来，那她在学生面前情何以堪。或许是出于对译者要求的尊重，或许是受制于同样的翻译禁忌，当时出版社答应了竺家荣开出的条件，并出版了她经过“译者自我审查、自我干预”的删译本，删除幅度达三万字。当然，后来到了2010年，竺家荣再次应出版社之约对《失乐园》进行修订，将原来删除的关于性爱描写片段全部补译出来，而出版了全译本。这个例子说明，当初左右竺家荣向出版部门提出删译条件的，无疑是翻译禁忌在起作用。只不过，这种翻译禁忌似乎并非通过外力（如官方审查或出版社要求）强加，而是隐性的、由某种译者自我干预机制引起的。而后来竺家荣又放弃原先坚持过的条件，不再删改，而是将原先删除过的内容如数补译回来，最终出版完全忠实于原著的全译本，这又是因为时代、社会、政治变了，进而与之相关的翻译禁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又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在下节将要讨论到的、翻译禁忌所具有双重特质的问题，即它的恒定特质和它的动态性、可变性特质。
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翻译禁忌是由所谓“外力”抑或“内力”所致，也无论它们是隐性还是显性，正因为有它们的存在，目标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才会出现上述从内容到风格、从词汇到句法结构上的“（完全）不译、缺译”、“省译”、“删译”、“改译”或“增译”（如在译文中增加原文所没有的文字和内容，或增加译者前言后语、译注等副文本）现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常被看作是“在道德或政治上正确的”“操纵者”、“守门员”、“把关人”或自己作品的“默许审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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