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跨学科方法获得了巨大的发展。1991年蒂尔科恩-康迪特(Sonja Tirkkonen-Condit)收集了ー些论文，汇编成《实证翻译及跨文化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Tiikkonen-Condit, 1991)一书。书名就清楚地表明，翻译研究至此已经与一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非语言学的学科建立了稳固的联系。斯内尔-霍恩比也与其他人合作，合编了《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nell-Hornby et al. (eds), 1996)和《翻译学:跨学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Snell-Homby et al.(eds)，1994)，后者收集了1992年维也纳翻译会议 的论文。从标题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涉及众多的领域:历史、跨文化、 后现代主义、阐释学、互文性、哲学、专业术语、医学、法律、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然而，虽然这些文章的主题涵盖了众多的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同时涉及不同的学科，ー些学者似乎不愿或不能超越自己专业的限制。

近些年来，翻译学超越了纯语言学方法，发展出了自身的研究模式，如吉迪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巴兹尔•哈蒂姆和伊恩•梅森立足语篇分析,将文化考量引入译学研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美洲原居民历史的译文为例，将翻译中语言选择与文本的主体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安东尼•皮姆在其有关翻译史的论述中，采用了“跨学科”甚至“跨文化”这样的字眼，质疑翻译学是否仍然可以沿用霍姆斯提出的结构图；他描述了自己当时同时进行的两个项目：西班牙托莱多(Toledo) 12世纪的翻译学校以及19世纪法德两国间诗歌翻译的交流。这两个项目本质上都属于跨学科研究， 因为其中的分析均采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论，但具体的分析方法又 有很大的区別:“中世纪的学者争论的是逗号的使用；现代主义学者则忙于辩解社会等级、性別及各种进步或非进步的思想。”这恰好突出地说明，一位现代学者在研究翻译史时面临的迥异怛有趣的现象。

有迹象显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学者也开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尼南贾纳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后殖民主义进行了透视。韦努蒂的著作则吸纳了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历史学、哲学以及法国的语篇分析理论。然而，韦努蒂从自己从事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对语言学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语言学方法为翻译规划了ー个守旧的翻译模式，不必要地限制了翻译在文化变革中的作用”。玛丽婭•蒂莫兹科在其专著中结合了文学、语言学以及翻译学中的多个概念，将文学翻译者与以殖民语言创作的后殖民作家进行平行对比。她认为，文学翻译者和后殖民作家都面临转换文化，并使之跨越文化和/或语言间隙的任务，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译作和后殖民作品都具有“外” (foreign)语的ー些共同特点，往往会有意突出背景信息，突出背景信息的多寡，则因应所涉及的文化和语言而异。蒂莫兹科进而指出，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和勒菲弗尔对翻译赞助者及读者的关注对后殖民文学研究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