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字词是：业务过硬（competence)，精神集中（concentration)，全面理解(comprehension)，认真负责(conscientiousness)，清楚利落(clarity)，彬彬有礼(courtesy)。
1. 业务过硬。
作口译工作（当然笔译也一样），至少必须较好地掌握两种语言，母语和一种外语。两种语言应能同样作为输入与输出语。这是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条件。道理很明显，因为译员必须在第一种语言讲完一段之后，立即译成第二种语言。这第二种语言可能是母语，也可能是外语。
口译不同于笔译，没有仔细推敲的时间。连续传译如此，同声传译就更为突出，毫无迟疑之余地。因此，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就都不会过分了。例如已故著名英国作家费利克斯·格林在我国作的一次报告中，一开头就说：
"I feel somewhat fraudulentin coming here to talk to you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you yourselves are specialized in these matters."
如果平时对中英两种语言不够熟练，就难以立时确切译出原话的精神。根据字典的解释，fraudulent是“欺骗性的”意思（当然那时也不可能现查字典），但是如何与说话的本人联系起来，就要有一定的汉语水平了。这句话拟试译为：
“由于在坐的各位都是研究国际事务的专家，我感到来这里向你们讲这方面的问题，有点儿是招播撞骗。”
2．精神集中。
作口译工作不同于听报告。听报告时，注意力集中的程度会根据各人对报告内容的兴趣大小而有所不同。但是口译员却必须听清发言人的所有论点及其逻辑关系。所以译员如果不全神贯注，仔细聆听，一方而注意到他的表情、语气和手势，一方面还要做些笔记，就不能完成任务。译员在现场的精神状态，应和运动员在比赛时一样，高度兴奋，但不过分紧张；经过一番“头脑转换”，把对方的思想“融”为已有，熟练地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又有点儿像演员“进入角色”，演一场另一种语言的话剧。总之，必须高度精神集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已的业务水平。
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我国召开前夕，各国代表陆续到京。我方代表分头拜访外宾并和他们交换意见。有一次是中国三位代表会见加拿大代表，这是一位年纪较大、对中国很友好的妇女，她是加拿大和平运动的一位积极分子，对新中国充满热情，对会议也抱有很大期望，说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话，用的词句也很简单明了。笔者作为译员，由于觉得她的话都很容易懂，当时精神就不够集中，也没有作笔记。大约三、四分钟后，她的话结束了。我的头脑中似乎只有一些“高兴、好、成功”等等的零散单词，而连不成一气。紧张之下，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幸好代表中有一位不仅学识渊博，也是卓越的英语专家，当时由他解除了这一尴尬局面。这是一个反面的经验。从此我就懂得了精神集中的重要性和做笔记的作用。
3．全面理解。
做好口译不是简单地把一些话逐字转变为另一种语言，这样会变成一堆没有明确概念的单词。所以除了听懂每个单词之外，还必须对讲话的内容确切理解。例如，一个译员，如果不了解我国和对方国家在某一重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譬如裁军问题，那么就很难、甚至不可能为我国的一位领导同志和该国著名人士谈这一问题时做好翻译工作。
当然，不能要求译员对每项问题都非常熟悉。但是作为称职的译员，应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有一定了解。如有可能，在每项重要会见之前，尽量作些准备工作，将会有帮助。例如，在建国初期，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博士应邀访华时，曾在北京和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进行座谈。由于我当时不掌握国内基督教各教派的外文名称，诸如：长老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公会等等，曾一度“卡壳”。幸面当时的陪同是赵复三同志，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为我解除了困境。我也学到了Presbyterian,Seventh-day adventist, Anglican等等一些教会名称。两年之后，我佛教协会负责人与一位英国佛教人士座谈时，我吸取了上次经验教训，事先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阅读了一些我国佛教的资料，再从大英百科全书介绍佛教的材料中找到相应的英语词汇，诸如Mahayana(大乘),Hinayana(小乘),Sutra(经)等等。这次座谈就进行得比较顺利。
总之，广泛的一般知识和背景材料是帮助全面了解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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