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是翻译家，同时又是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出身于骑士家庭，在罗马、雅典等地学习过修辞、法律、文学和哲学，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撰写过大量著作。就翻译而言，西塞罗同样享有盛名。他是一位多产的译者，翻译过荷马的《奥德赛》、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和《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色诺芬（Xenophon)的《经济学》(Economics)、阿拉图斯（Aratus)的《论现象》（Phenomena)等希腊名作。

西塞罗对翻译理论的阐述，主要见于《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 optima genere oratorum，约公元前46年）和《论善与恶之定义》（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公元前45—44年）。这两部著作都不是论述翻译的专著，而只有其中某些章节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作者的精辟见解却对后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塞罗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第5卷的第14章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保留相同的思想和形式……，但却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没有必要在翻译时字当句对，而是保留了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因为，我认为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词语一个个‘数’给读者，而是应当把原文‘重量’‘称’给读者”（转引自Robinson，1997： 9)。

这段话后来成了西方翻译界的传世名言，特别是其中关于所谓“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的区分，更是成了西方翻译理论起源的标志性语言。此后，在《论善与恶之定义》一书的第4卷中，西塞罗对其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强调翻译必须采用灵活的方法。综合两部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西塞罗的翻译理论大致有以下 一些要点：

（一）译者在翻译中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

（二）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词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genus omne vimque)，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

（三）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

（四）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连，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气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

很显然，西塞罗主张活译，反对直译。他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严格遵循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则和方法。他译出的《奥德赛》是一部地道的罗马作品，成为后来著名罗马诗人维吉尔模仿的对象；他所译的柏拉图，既体现了柏拉图的风格，也展示了自己的风格。

西塞罗通过翻译希腊哲学著作和研讨哲学词汇的译法，传播了希腊人的哲学思想，给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引人了不少哲学词汇，为西方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欧洲各语言中的quality(特性）、individual(个体)、vacuum(真空)、moral (伦理)、property(性质)、difference(差异）、element (要素）、definition (定义)、notion(概念）、infinity(无限）、comprehension(理解）、induction(归纳）等大量常用词就是由他从希腊语译借过来的。

西塞罗对翻译理论所作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自他的观点发表以来，翻译开始被看作是文艺创作，翻译中原作与译作、形式与内容、译者的权限和职责等问题便一直成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他提出的所谓“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家”式翻译，即“直译”与“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影响到贺拉斯、昆体良、哲罗姆、路德、泰特勒、施莱尔马赫、列维、加切奇拉泽等人。西方翻译理论史自西塞罗起就被一条线贯穿起来了，这就是文学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们争相谈论翻译的标准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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