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翻译中两种语言的差异，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化的含义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狭义的指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广义的包括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的一切成就，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政治上的组织典章制度，经济上的商行贸易，社会方面的衣食住行，外加狭义部分的所属。由此可见，语言是文化的最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是文化的基础，文化通过语言才能得以保存流传，因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受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直接地反映文化。
翻译要传输的是原语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译者首先应对异族（原语民族）文化有所了解，以便传达时表现的是原语的文化信息，而不至于成了译语的文化信息。一般说来，译者不能背离原作所潜含的文化信息，更不能篡改和歪曲原语民族的文化。翻译转换要改变的是语言外壳，而不是语言所载的信息内容。若是必然要损失的文化信息，则另当别论，这已不是译者的主观过错，而是文化沟通中的一种现象。
当然，两个民族文化中相似的文化现象也的确存在，因为不同的民族要反映同一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他们的思维方法和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时不可避免地相同和相似，这并非偶合。譬如，同是比喻趁混乱之机大捞私利，汉语有“混水摸鱼”，俄语有ловить рыбу в мутной воле；英语中有to catch fish in turbid water。又如与“终成泡影”对应的俄语有лопнуть как мыльный пузырь，英语有to burst, like a soap-bubble。
文化信息还存在相异的一面。翻译中求同易，求异难，对待不同的文化信息，我们奉行尊重异族文化原则，能够用译语民族文化信息套用的，主张洋为中用，请君入瓮；不能套用的，则要作有根据的改头换面，移植仿造，就像舶来不着衣的维纳斯一样，否则，一味地强行套用，势必削足适履。损害原语的民族文化信息，结果是差强人意，好比是给维纳斯穿上了小红兜，叫人哭笑不得，很是倒胃口，再也谈不上什么欣赏了。比如说宗教问题。公元前988年基督教传入俄罗斯，被定为“国教”，直到今日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乌克兰人信奉天主教，东正教作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之一，其神职人员级别排为：牧首一都主教一大主教一大司祭一修士。而在中国较为流行的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佛教中最低级教徒是尼姑、和尚，遇到мoнax，倘若不深入文化层次去挖掘所译材料的潜在文化信息，贸然从词条义项“和尚、修士、道士、出家人”中选择，是会出错的，这也是译者常出类似错误的原因。
含有文化沉淀的语言现象常有：历史人物和事件，专用地名，某些术语，文学神话典故，特殊的典籍制度，风俗习惯，俗语，谚语，比喻，双关语等。拿“文艺复兴”一词来说，在西语中仅“复兴”一个意义，汉译非称“文艺复兴”不可，给“复兴”加个定语“文艺”，既无必要，也易引起误解。因为复兴所代表的是对古文化的一种怀念，是古文化的复兴，是把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文化从中世纪基督教的蒙昧主义中拯救出来，其贡献不仅在文化，最主要的贡献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汉译为“文艺复兴”，把它的涵义缩小了，但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仅说“复兴”是不够清楚的，不能构成专有名词，也就是说，是为了照顾汉语的表达习惯。因此，历史术语和哲学术语的翻译仅从字面上翻译是不困难的，必须同时考虑其文化内涵才比较完整（参见许国璋，1991：243）。
接着他们用绳子五花大绑，把节振国捆得像个粽子似的、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节振国的嘴里鼻孔里鲜血直冒。
They gave him a good cuff and kick, trussed him up like a fowl and then went on walloping and. kicking him wgain till, his nose and mouth were a bloody pulp.
在汉语文学作品中，描写绑人用绳索套住脖子并绕到背后反剪两臂时，常用“五花大绑”一词，用作比喻的常是中国特色食品—一粽子，江南的粽子做起来像个立锥体，每一面上总斜叉着几条细绳索或野草系着。本例中英译文无法直接反映这一文化特色，最好的方法也就是加注，西译者未加注释，直接用另一个形象fowl替代，已没有了原文的形象，文化内涵失却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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