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历史发展，这些综合性功能相应发生侧重点的转移。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为人生”与“为艺术”的诉求最终融入“二为”方针。进入20世纪下半叶，读者的阅读需求愈益受到重视，形式探索和自由表达得到张扬。随着文学的专业化，其认知和教育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代替。文学在内部也产生细分：严肃文学侧重审美，通俗文学侧重娱乐。
面对这种情形，如何定位文学的当代价值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即文学怎么从个体出发而通达更广范围的人群？严肃文学创作者如何介入当代文化生产，而不是囿于小圈子的趣味或孤芳自赏的喜好？如何在读者的娱乐消遣中实现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
文学既是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产品，也能成为具有流通价值的文化商品；既要彰显社会效益，又要体现市场价值。其特殊性在于，作为经验、情感和观念的表达，文学具有强大精神力量与持久思想价值，因而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也就是说，经典文学是超越一时一地的。人类古往今来的典范性作品，无不跨越时间、地域、语言和族群界限，成为普遍性的人类无形文化遗产。先秦诸子散文、《摩诃婆罗多》、《史记》、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曹雪芹、托尔斯泰、鲁迅……如同距离不同光年的星辰同时映现在天宇之上，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经典作品和作家都融合在当代文化之中，成为共享的集体记忆与文学滋养。
尽管随着专业分工日趋细化，文学生态发生很大变化，但因其具有整体性想象的能力，所以可以整合各类信息，赋予碎片化、瞬间化的信息流以“有意味的形式”，成为文化创造的母体，在众多文艺创造活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较之美术、影视、戏剧等，文学较少受到材料工具、资金场地、人员配置和技术设备的影响，凭借个人和简单装备就能完成。文学以想象和叙述综合性地介入对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总体的认识与书写之中，为各专业艺术门类提供思想与美学资源，进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进行精神引领，推动文化建构。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都在极为简陋的环境中完成。其素朴的语言、浓郁的情感、贴近人民的观念与形式、对时代变革具体生动的描写，使其在几十年后依然是广播影视改编的重要资源，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力。
展望文学未来，归根结底要为人民而写
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深描一段历史或现实，其本身也是历史进程中的能动行为。这种能动行为包含两个维度，既有对已知事物的体认与对宏阔历史的洞察，也有超越个体经验，对更广范围内他人的关怀与理解。文学应成为时代的先觉者、先行者与先倡者，能够达致观念、情感与价值上的认同。这是文学对现实产生反作用力的具体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经历多次探索：从“写什么”(题材与内容)到“怎么写”(形式与技巧)，从“为谁写”(功能与受众)到“在哪发”(平台与传播)。当前我国综合国力迅速跃升，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立中国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树立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话语和中国价值，依然在路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全球信息的便捷获取，人民的审美趣味不断提升，这就需要一种弥合高雅与通俗分野，继承并突破既有文类、风格与技法，面向未来的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展望与勾勒文学的未来，最终要落脚于人民。
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扎根人民是基础与途径，从人民生活中汲取营养是方法，通过精深、精湛、精良的作品反馈给人民则是目标。
文学历史与现实经验启示我们，只有那些熔铸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作品才能具有恒久而普遍的价值。思想性承载精神的深度与情感的厚度，艺术性体现形式的高度和技巧的力度，观赏性指向实现最大范围受众的广度。对于当代文学创作而言，必须全面考虑这三方面，既不能高蹈地谋求脱离现实的普遍性，也不能沉溺于细枝末节。当代文学要立足于具体的时代与社会，在批判继承中外古今文学经典的基础上，做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萃取我们时代的故事、形象、话语与价值，传达友爱、团结、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观念，展现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唯有如此，文学才能做到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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