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对外传播翻译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充分重视强化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地位，传播中国文化思想和政治理念。作为一种地域变体式中国英语（Chinese variety of English），它在世界通用英语的基础上融合进了中国特有的表达，其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已得到中外语言学界的普遍肯定，它对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彰显我们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主权，为此理应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载体。这种“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策略正在逐渐取得成功。比如，近年来，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等打造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9个语种20个版本畅销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破50万册，还有权威解读当代中国核心话语的“中国关键词”以及国家级重大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都已经在此方向作出了成功的探索，使得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批“中国关键词”以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得以通过“以我为主”的翻译策略和中国英语的恰当运用，得以准确阐释中国理念、解读中国思想、中国政策和中国发展道路，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民族思维方式、体现中国核心价值，既实现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对外话语实践创新的突破，也为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核心理念打开了窗口。
政治话语翻译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国际话语权、国际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以往的例证不在少数，有成功的，也有不太理想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然而，西方社会在解读“韬光养晦”一词时，或多或少都存在翻译不准确，甚至误解的现象。例如，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首次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在引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时，将“韬光养晦”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这些错误的译法和解读又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以此来攻击抹黑中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反之，近年来，我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话语进行了“以我为主”的创造性翻译，分别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和“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均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以“新型大国关系”为例，中国摒弃了西方外交逻辑和语言传统习惯，创造性地将其翻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不仅实打实地解释清楚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宗旨，重塑了中国概念中的“大国”形象，也回避了与冷战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superpowers）在全球争霸和分庭抗礼的外交和政治敏感性联想，同时也有效避免了西方世界可能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等负面言论对中国国际形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创造性译法在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主席访美时首次提出之后，很快获得了美方的逐步认同与接受。又如，“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不少西方媒体将其与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并大肆渲染这是中国大国争霸战略的体现。为此，我们最终确定的译文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尤其强调了“一带一路”是一种“倡议”（initiative）而不是一种“策略”（strategy），旨在向国际社会表明，“一带一路”不是服务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也不是进行地缘战略博弈的筹码，而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Global Commons），是各国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蓝图，对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均有益，这就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所以，在“全球治理”和“一带一路”推进进入到关键时刻，我们能否及时、有效地传递中国的声音，让海外大众听懂中国的观点，并进而影响他们，对掌控国际话语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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