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初始阶段，原文还未展现出来，也还有进行某种比较研究的余地。这也许又增加了对目的语系统中的翻译现象进行功能性(可接受性)描述的一种维度，也就是对同一原文的不同翻译进行比较。这样，你可以比较不同译者译为同一语言的几个译本，这些译本或许产生在同一时期，或许产生在不同时期（在这一情形之下某种“目的语”的概念可能要加以修饰说明）；你也可以比较同一个译本在确立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重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两者在译本生成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或者，最后还可研究同一原文译为不同语言的几种译文，这种研究方法可确立不同文化、文学、语言因素在塑造翻译时所产生的影响。
对过去一百年左右希伯来语的文学翻译进行考察，会立即发现大量的成对（近似）同义词：即同一语言单位由两个（有时两个以上)的（近似）同义词语组合而成。
显然，任何语言都有这种类型的成对词语，而且的确可能在某一程度上拥有这类现象，所以，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因为（近似）同义和组合词分别是语义和语法上的普遍现象。然而，在一种语言当中，这种潜在普遍性的实际实现程度及其实现的确切方式，是由规范决定的，因此随着语言的不同会有相当大的改变，甚至在同一语言中，随着不同方言、语体、风格变体的变化，或是在语言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改变。
从整体上来说，希伯来语当中成对（近似）同义词是比较多的，大多数出现在固定搭配当中。然而，在希伯来语的翻译中，这些（近似）同义词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希伯来语原创文本，而且往往是自由的组合，也就是说，是使用这一技巧所产生的结果。当希伯来语原创文学中的这一用法已经被推到边缘（主要是儿童文学）的时候，它们仍在翻译文本中出现。
这些事实放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为何人们对这一现象不太能够接受，而且这种现象让读者觉得不同寻常，它往往会被看作是一种“翻译腔”。换句话说，仅仅是因为这种语言技巧的高频率出现，任何关注希伯来文学的读者都可能认为某些文本或许属于翻译文本一类，如果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可能导致同样猜测的文本一语言特征和这些成对词语同时出现，情况就更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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