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共时的语言现象，都不可能没有它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属于某种语言所具有的本质性、固有性的语言现象，更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可探可寻，决非历朝历代语文学家或语言学家的臆测武断。中国传统语言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肯定就是注重描写。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地论述从汉代“许郑之学”到清代“段王之学”的方法论，阐发的也就是我国古代语文研究的描写主义原则：客体主体的互备互证与演绎归纳的相辅相成。从历史上看，传统语言学研究未重视语法等，固然与我国的传统语言学观不重视同质性研究有关，但主要的原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因为汉语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虚词可以作为词汇的问题来解决，句法则古今的差别不大，古代汉语句法问题可以（通过）熟读领悟来解决”。王力这里所谓句法问题可凭熟读领悟就是指“句读”。用今天的句法结构观来看，所谓“句读之学”，据记载始于唐代湛然的《法华文句记》中所指出的“语绝”而“意未绝”中的间隙，前者为“句”，后者为“读”。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意识到实际上中国句法以“意”为纲（而不是以“形”为纲）的表现。到了汉代这种“句读”之说已经很接近句法意识：言语(speech）中的“断”(pause)大抵反映结构。这在汉代章学诚的《丙辰札记》中又有显露，他意识到“句”与“读”实际上是句中的两个有分有合的语言单位。至元代程端礼已明确提出“句读”问题是“举其纲而文意断”。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中国语法的句法观来解读，就不妨说“举其纲”就是提出一个话题或主题，“文意断”则是述题：“以意述纲而断其意”(making comment to wind up the topic)。我们可以从程端礼举出的例子及他的解释看得很清楚，他讲的也就是我们说的Topic/Theme-Comment/Rheme(话题/主位一述题/述位)：
·“者”“也”相应为读，如“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 文意未断为读，如：“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 覆举上文为读，如：“曰，然则此篇所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
· 上反言而下正为读，如：“不亲其亲，不长其长，则所厚者薄而无以及人亲长。”
· 上有呼下字为读，如：“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 下有承上字为读，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可见话题主语是一个整体性意念：它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词组（同位并列，正反并列，如上例中之“不亲其亲不长其长”等），可以是分句（相当于英语的主语从句，如上例中之“中庸为何而作也”)；这是上位分析。下位还可以再分析，话题句中还有话题加述题，如“中庸为何而作也”这个话题主语中，“中庸”就是下位话题，“为何而作”是下位述题。
汉语的话题性在现代汉语中也很鲜明，例如：
燕子去了(T1），有再来的时候（R1)；杨柳枯了（T2），有再青的时候(R2)；桃花谢了(T3)，有再开的时候（R3），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T4），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R4）(朱自清〈匆匆〉）
上例最后一句的述题还可以作下位分析，其中“我们的日子”是述题（R4）中的话题(t），“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则是述题（R4）中的述题(r)；R4=t5+r5（下位tr)。我们可以从举例中看到汉语句法异质性TR结构的特征：第一、它不像印欧语中主语S与V之间必须有的施事与行为关系(e.g. He goes)或被表述者(S)与表述者(P)关系(e.g. The days are gone=Gone are the days)。汉语T与R之间的关系可以非常灵活，述题R通常是一种对话题T的阐述、说明、解述、叙述、评述、铺叙及至承接、承续、承述等等，总之关系可以非常自然疏放；第二、因此，话题性可以从结构上保证（或有利于）体现汉语的人文性，它不必设有结构性的“Concord”(数的一致）等“逻辑形式纽带”及其他纯形式装置以制约意念的直接对接。大概，这正是苏轼所说的“法度”与豪放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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