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翻译活动以来，就会有一定的翻译观念的指导，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观念又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它们有各种联系，受着它们的影响。
在我国近代，首先指导翻译活动的主导思想观念是宣教启蒙。当时西方列强以坚兵利炮轰开了长久封闭的中国国门，也唤解了一些知识界的先知先觉者，他们认识到译介西方先进政治以及学术思想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梁启超等人就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视作一种政教工具和手段。他（1898）明确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于小说，……往往每书一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治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之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未，爱国之士，或庶览焉”。梁等人的翻译目的显然是促进全国议论变化，为维新变法做舆论准备。其选材的倾向性也是十分明确的，是有关切于当时中国时局的。由于这种翻译观念的指导，在翻译方法上也大异于今日，如随意增删的情况十分严重，不甚注重其文学价值，而只着眼于宣教作用，有利于宣教者则译之甚至增之，无益者则损之。如苏曼殊（1903）在译法国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此目的竟增加如下议论：“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为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得听他那些狗屁吗？”以及“那支那的风俗、极其野蛮，人人花费许多银钱，焚化许多香纸，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萨。更有可笑的事，他们女子将那天生的一双好脚，用白布裹起来，尖促促的，好像猪蹄子一样，连走路都不能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这些话显然是苏氏自己的议论，而借译书之机来用外国人之口针贬中国时弊陋俗，其宣教目的是再明显不过了。
到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这种以宣教启蒙为目的翻译基本宣告结束，而以文学传播为目的翻译开始兴起。以林纾为例，他（1901）翻译《黑奴吁天录》时，其启蒙目的还十分清楚，如他在序中说：“因之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国力既弱，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又无通人纪载其事，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谳者，特《黑奴吁天录》耳。”“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而到了1904年，时仪隔三年，他在译《吟边燕语》时，就转变了宣教目的，而偏重于文学艺术了，他在序中说：“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而且从此以后，他更关注于外国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叙事方法的异同以及一些外国作家的写作手法了。而这一时期，以周桂笙、周瘦鹃、张碧梧等人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在这一时期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做过一些外国文学评论工作，使我国文学翻译走上了一条独立于政治的道路。由于观念的转变，翻译的视角也随之变化，从选材上更注重于文学性，如周瘦鹃在1917年译了《欧洲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共三集，收集并译介了英、美、法以及东西欧十余国，上到十七世纪，下至十九世纪近二百五十余年的文学名作。在技法上也有了很大改进，不再是如林纾那样改写和转叙，而提高了翻译艺术与技巧上的要求，对我国小说的转型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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