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表达的主要矛盾是言语问题。在言语形式上，译者首先应当关心的是使译文合乎习惯；对于一篇英译文的要求就是它必须是英文，而不是通篇的外国腔。这样，便引出两种问题：（1）译文应不应表露出译自何种语言？前瞻式译者自然认为不应如此。但是对于某些既不令人生厌，与译语表达习惯又不矛盾，甚至能吸引读者的原作韵味，难道要求后瞻式译者予以抛弃？（2）由于一种语言的特殊结构极少能再现于另一语言中，译文在模仿外来结构和习惯用法时，应掌握何种分寸？回答很明显：英语译者应有英译者对新奇结构的取舍作具体分析的权利。模仿的东西如不符合英语规范，就应当舍弃之；如合乎英语规范，则应当加以采纳。
忠于原作精神是译者的神圣职责，但如果不顾及表达形式，原作精神有时就会全部丧失。例如，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最大特点就是用重复的措辞来强调他要表达的意思，而不致引起丝毫误解。他的精神就体现在这种重复用词的风格中，任何 人想按英语习惯，采用多个意义广泛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取代同一原文词，都会丢失原作者的精神。
要译好一篇作品，译者先是吃透原作的精神，但吃透了精神，也不要以为就同时获得了再创作的灵感。翻译不是画风景画的艺术，不可只满足于远距离的相似；翻译是雕刻家的艺术，一笔一刀也不能马虎，作品的整体是各个细小部分的总和。
（四）词汇分四类。词汇问题是表达中主要的言语形式问题。所有翻译的前提是，语言之间存在思想上的一致和表达上的类同，否则翻译便无从谈起。语言中的词汇，可根据彼此相同的情况及其程度，分归为四类。第一类是完全相同的词， 如英语的triangle和德语的Dreiek，都指“三角”。这类词最常见于科技词汇。第二类是不同的词，如英语没有augur（古罗马占卜者）的相应词，拉丁语也没有 premier（总理）的相应词。这些词不管它们的语法属性如何，都是根本翻译不了的。要翻译，只能靠借用外来词，或杜撰新词。此外，可以采用解释法或迂回说法，或用意义接近的词语来替代，但它们都不完全对等，只可偶尔采用之。
第三类词是部分相等的词，数量较多。例如，拉丁语的patruus和英语的uncle 都表示“父母辈兄弟”，但uncle 既可表“叔叔”、“伯伯”，又可表“舅舅”，而 patruus却只能表示“舅舅”。有的词，中心意思相同，关联意思却很不一样。如 ass和asinus都表示“驴”，但英语ass的含义是“蠢”，而拉丁语asinus的含义却是 “不敏感”。第四类词是假同义词。有人以为，如果译文词和原文词的读音或拼写形式相同，或者如果词组结构的表面相似，那么，它们的意义就一定相同。这是非常错误的。如英语的lurid和拉丁语的luridus，读音等同，拼写相似，意义却大不一样。luridus表示“黄的”，而lurid的意思却是“火红的”、“可怕的”，等等。
（五）译作的生命在于更新。在动手翻译之前，译者最好先了解一下当代通用的语言形式在何种程度上适应于他的翻译，而不必煞费苦心地考虑这些词过去的功过。时间不饶人，也不饶翻译。最优秀的翻译开始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从译出之时起，译文的性质就在蜕变。随着语言的发展，译文用词在意义上的变更，译文先是变得不适合，后来变得可能令人误解，最后则变得可能使人看不懂。
译文的老化问题是得到公认的。因此，各个时期都应有各个时期的翻译，“最终的”定本是不存在的。译文跟不上语言发展的步伐，译作比原作更易于老化。原因何在？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译者对作品会引起不同的共鸣。如在翻译古典作品时，浪漫主义者会给译作掺入浪漫主义的成分，印象派会在译作中引进印象派的观点，现实主义者会给译作涂上现实主义的色彩。这样的译文无疑会受到当代读者的称颂，因为读者发现古人思想与今人思想如此相似，因而会感到髙兴，却不知道这种相似是怎么产生的。时间一过，面目一新，先期的翻译也就维持不了原貌。这一点足以从荷马作品的英译中看出。在伊丽莎白时期，有傲慢风格的查普曼译本；在18世纪，有古雅风格的蒲伯译本；后来，有民歌风格的马圭尔(Maguire)译本；浪漫主义时期，又出了具有浪漫风格的沃斯利（Worsley)译本。然而，不论是谁的译 本，迟早都会被人们忘却。要想使译本尽可能长久地充满活力，译者就应排除所处时代精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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