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1618-1667)同德纳姆一样，是一位重要的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以译《品达歌集》著称。考利也是译诗新流派的代表，他赞同德纳姆的观点，主张译者应有较大的自由，指出在译诗中采用直译法是最荒唐的。他说：“逐词翻译品达就好比一个疯子翻译另一个疯子（的作品），如果不懂希腊原文的人阅读直译成拉丁散文的译文，读到的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在翻译品达的作品时，必须考虑他所处时代和我们所处时代之间的巨大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像使图画褪色一样，肯定会改变原诗的色调；还必须考虑不同国度在宗教和习俗上的差异，以及地方、人物、举止方面的许许多多的特点，由于时间相距太远，这些差异和特点肯定会使我们眼花缭乱。最后，……我们还必须参考到这一点：即我们不习惯于鉴赏品达诗歌的韵律，而特别是在颂歌创作中，优秀诗人所以优秀，有时几乎全部靠的是这种韵律……我很想知道，如果把我们最优美的英诗忠实地、逐词地译成法语或意大利语，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在翻译品达的这两篇颂歌时，便随意采摘，随意删削，还随意增补。 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让读者知道原作者讲的是什么，不如说是让读者知道作者是怎么讲的......”（Arrowsmith & Shattuck，1964：360-362) 。
考利没有理会查普曼等人所提倡的既要照顾原语又要考虑译语习惯的观点，而提出了一种偏激的方法。他认为，诗的美感在翻译中必然会大部分丧失掉，因此译者必须为译作增加新的美感。谁不瞄准目标以远的地方射击，谁就会击不中目标。优秀原作的精华在翻译中既然会走失那么多，所以只要不背离原作主题，无论译者怎么千方百计地给译作整枝添叶，也不可能使原作变得比在本国还要丰美多姿。这就是说，考利实际上主张译者借来原作的主题，在语言风格上随意创作，最后得出能与原作媲美的译文。这种方法古代昆体良就提出过，考利把它叫做“拟译"（imitation) 。
然而，考利和德纳姆都声称，他们主张翻译中的自由，并不是因为这种自由能给予译者最大的自我表现机会，而是因为这样做更能保证译者在译作中再现原作的精神。好的译者首先必须十分了解原作者。德纳姆针对自己在译文中使用超过原作表达法的问题说，这“只不过是我经常阅读维吉尔的作品所得印象的表露”。只是有了这种完整的了解，译者才可能站在原作者的立场去思索，去创作。
考利和德纳姆是挚友，对于翻译问题相互交流思想，因此彼此的观点比较一致。毫无疑问，他们提出的方法有其新颖之处，但还谈不上给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带来大的变革。德莱顿在评论德纳姆的翻译时说他谈论活译的多，自己实际活译的少。”在评论考利和德纳姆两人时还说我不敢肯定他们两人在翻译中实施了我所说的拟译法，因为在译作《品达歌集》中，仍然保留了古希腊人的风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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