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洪堡用语言的历史特性原则取代了他此前用以决定语言与思维或语言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逻辑法。他明确指出，各种语言在精神实质上独一无二，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不能 抹杀，因而翻译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洪堡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一成不变，他在后来发表的《阿伽门农》译本的序言中做了修正。他说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强的、 最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这么说并不过分。”在另一处他还说，人类“先天具有的语言使用能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能力，因此所有语言中必定都具有理解‘所有语言的秘诀’”。洪堡在这里所要说的观点是，各种语言之间虽然在结构上彼此有很大差别，但归根到底还是可以翻译的。这是因为，翻译是一种作解释的过程，包括所谓的原始语言在内的一切语言都有一种可从多方面发展的表达能力，这种潜力很大，能使特定的言语群体用语言表达出所有的生活经验，包括外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经验。换言之，语言结构差异和不同言语群体所产 生的明显的不可译性，能够为潜在的可译性所抗衡。
从表面上看，在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上洪堡表现出一种前后矛盾的观点。但实际上同施莱尔马赫一样，他的观点中包含着辩证的成分。他把语言是一个“系统”和语言是一个“操作过程”的两个概念统一起来，一方面分析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具体言语中静止的和动态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语言交际的符号工具，用相对的眼光看待语言的不可译性，并对照自己的翻译实践，认为语言相互之间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因此所有语言又都是可以互译的。
综上所述，洪堡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两元论的语言观。这种语言观在19世纪并没有引起理论家们的重视，但到20世纪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反映在语言学界，先后出现了索绪尔（de Saussure)、帕尔西格（Walter Porzig)、加丁纳 (Alan Gardiner)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现代语言学家的二分法语言观，即认为可以从“语言系统”（langue，Sprache，language, competence)和“言语行为”(parole，Rede, speech, performance)两个方面来分析语言。反映在翻译界，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又一次成了翻译理论家们所热烈探讨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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