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翻译始于帕尔克。1879年，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评论》第2卷上发表了帕尔克译的《离骚》，英文标题是《别离之忧》，无任何介绍说明或注释评介，译文粗糙笨拙。其后，翟理思在其译著《中国文学瑰宝》的“诗歌卷”里译介了《卜居》、《渔父》和《山鬼》。1895年，理雅各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7卷上发表了《“离骚”诗及其作者》。比起帕尔克来，他的译文要精确得多了。但是，他却过分拘泥于原文，并未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1949年，伦敦阿伦与昂汶公司推出白英（R. Payne)编选的《白马篇：中国古今诗选》（The White Pony: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参加此书翻译的尚有两名中国学者虞明铨和沈玉章（均为译音）。其中译介的楚辞是《九歌》、《涉江》和《离骚》，译文生动，可读性强。但译介楚辞最有成就的，要数亚瑟•韦利。
他在1918年孔斯答勃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诗歌ー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里译介了《国殇》，在1919年阿伦与昂文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译作续编》(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里译介了《大招》。他还翻译了《风赋》英译名《雄风和雌风》和《登徒子好色赋》（英译《登徒子》)。1955年他又推出《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 一书，仍由热心介绍中国文学的阿伦与品汶公司出版。韦利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九歌》，发现了中国古代巫术文化的特点，颇打新意。在《九歌》的翻译方面，并没包括《国殇》和《礼魂》，因为省略了《国殇》和《礼魂》，韦利的英译本《九歌》正好是九篇。
每篇除译文外，还加上一篇评注。评注篇幅不大，只限于有关问题。全书还包括这样两项：一、补注，是关于各篇名物的说明与考证；二、若干附录，分別说明楚国地理疆界的扩展，以纠正西方学者关于楚的势カ范围只局限于南方的片面看法；概述王逸、洪兴祖、朱熹三位著名楚辞研究者的注释情况，并介绍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对《九歌》的解释。大致上说，韦利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受青木正儿的启发，同时也接受闻ー多、姜亮夫、文怀沙、郭沫若和游国恩等现代中国学者的一些具体观点。（详见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继韦利之后，系统译介《楚辞》的是他的学生戴维•霍克斯。霍克斯为准备写博士论文《楚辞的创作年代及作者考》，从1956年开始翻译了楚辞18篇，既包括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渔父》、《卜居》，也包括宋玉的《招魂》， 景差的《大招》、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 《七诛》、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和王逸的《九思》，于195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了《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诗选》（Ch'u Tz'u:The Songs of the South :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即王逸的《楚辞章句》。这ー译本，采取介乎逐字逐句与自由翻译之间的中间道路，在各篇标题的翻译上，尤其不受拘束，但附有原题的音译。译者认为，诗句的韵律固然重要，而意义的转达则更应优先，有时为了意义就不得不牺牲韵律。全书采用两种注释方式，即脚注和尾注。每页底下的脚注简单扼 要，供一般读者浏览。全书结尾部分的尾注则极为详明，讨论译者采用了某一译法的理由，让专家们鉴别判断。关于此书的译文质量，李贻荫在《霍克斯英译く楚辞〉浅析》一文中评道:霍克斯中英文造诣极深，对楚辞有探索，对屈原有感情，其译文则于形似之余求神似，若即若离有变化，信顺之余力求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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