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后，一种既不同于“语法流派”也不同于“功能流派”的翻译教材问世，即是本文所称的“新译论流派”翻译教材。此类教材的最大特点是把当代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理论引进翻译问题的讨论中。

究竟什么是当代翻译理论呢?

一般认为，当代翻译理论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但是对于当代译论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这个问题至今尚未有一致的说法。奈达(E.A.Nida)认为,当代翻译理论涉及诸多个不同的领域，其中包括“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交际理论、文学批评、美学和符号学”(1993;155 - 156〉。杰恩.兹拉(E.Gentzler)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认为，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至今日的翻译研究可分为五个学派:“(1)美国的翻译工作坊;(2)科学的翻译理论;(3)初期的翻译研究;{(4)多元系统与翻译研究;(5)结构主义”。(ibid:2)

巴斯纳特(S. Bassnett)则认为，当代翻译研究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主题。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研究的主题是“对等” (equivalence);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研究的重点是译本(target text);八十年代，人们开始重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到了九十年代，人们争论的是译者该“显身”(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还是该“隐形”(invis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的问题。

西方的当代译论虽然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但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引进我国。1983年由中国对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可说是这方面的开路先锋。该文集收集了“我国一些教授、专家、学者介绍英国、美国、苏联以及德国等外国著名翻译家和理论家若干代表性的评论与编译文章”(“出版说明”),其中王宗炎的“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谭载喜的“翻译是一门科学一一评介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和包振南的“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途径一一介绍卡特福德著《翻译的语言学思想》”等几篇文章后来一直得到读者的引用。此后，一些学者相继翻译、编译或节译了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威尔斯、巴斯纳特等西方翻译理论家的著作。因此，这几位翻译理论家的理论在我国大陆地区比较广为人知,他们的一些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引进了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材中。

引进了当代译论的教材与传统翻译教材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对翻译标准的厘定和对翻译过程的阐释。我国传统的翻译标准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张培基等著《英汉翻译教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思大致相同的“忠实”和“通顺”标准，这种提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和借用。而“新译论流派”翻译教材的编者们在学习吸收西方译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说法”。例如在奈达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柯平在《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中提出的翻译原则是“争取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陈宏薇在《新实用汉译英教程》中提出“意义相等、功能相似”;范仲英的《实用翻译教程》提出“使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传统翻译教材对翻译过程的阐述主要围绕“直译”“意译”之争，翻译技巧通常离不开从陆殿扬教程开始提出的“删略、增益、重复、转变、颠倒、否定、肯定”等，主要着眼于语言形式的转换。新译论流派翻译教材在探讨翻译的技巧时也离不开这些语言的转换模式，但不同的是，这些翻译教材的编者们试图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来阚释翻译的过程。在讨论翻译过程时，他们的视点并不停留在语言的形式上,而是拓宽到语言环境、语言的功能和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也许能让我们对此流派教程有所了解。下面是该教程“目录”中的部分内容：

柯平著《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

第二章 翻译的语义学

     第一节 意义的概念

     第二节 三类符号学意义

           一 指称意义

           二 言内意义

           三 语用意义

     第五节 翻译质量标准:符号学的翻译原则

           一 前人提出的翻译原则

           二 符号学的翻译原则

第三章翻译的过程

      第一节 理解

           一 理解的精确

           二 受言内因素支配的理解

           三 受言外因素支配的理解

           四 文化因素

柯氏教程不再遵循传统翻译教材的编排模式，而是分“绪论”、“翻译的谱义学”、“翻译的过程”、“错误分析”四章。该教程的主题是翻译的符号学,重头戏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翻译的语义学”分析三类符号学的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第三章“翻译的过程”探讨了受言内因素支配的理解、受言外因素支配的理解以及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作者介绍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用符号学的观点提出翻译的质量和标准问题，并结合实例，从言内、言外各因素论述了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还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翻译过程中传达阶段使用的变通和补偿的各种手段。“错误分析”部分也是结合实例,研究了言内因素、言外因素造成的误解错译。有学者认为柯平在“推陈出新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另一本较有代表性的新译论流派教材是陈宏薇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该教程是“用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根据奈达的社会符号学翻译观,吸收了韩礼德关于语言的社会符号性的论述及克雷斯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以再现语言的意义(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与功能(信息功能、表情功能、祈使功能、美感功能、酬应功能、无语言功能)为目的,探索翻译的规律”(陈宏薇，1996:2)。

翻译教材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翻译理论研究的结晶，也是实际需要的反映。下面按时间顺序探讨一下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种因素对我国内地翻译教材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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