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从语法角度，一个单词最好的翻译可能是目标语中不同词性的单词。许多涉及动词like的英语句子在翻译为德语时必须使用副词gern，因此she likes to sing对应于sie singt gerne，这里句法结构也受到了影响。

有时，与其他语言相比，某些语言对单词选择会施加更多的语法约束。例如，英语需要区分代词的性别，而汉语则不需要；因此，将汉语的第三人称单数翻译为英语时需要确定原始的所指对象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同样地，当将英语中的复数代词they（未指定性别）翻译为法语（阳性ils，阴性elles）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形。在日语中，由于没有单个单词对应于is，因此说话人必须基于主语是否有生命而在iru或aru之间进行选择。

这种个体性的差异也表现在语义方面：在一个特定的概念领域，一种语言可能比另一种语言具有更细致的划分。例如，表示亲属关系的英语词汇特别贫瘠，单个单词brother既可以表示哥哥，又可以表示弟弟。相反，日语和汉语在氏族关系中就会区分长幼。图2 给出了一些此类的例子。

不同语言在以词汇划分概念空间时，不同的方式可能比这种一对多的翻译问题更复杂，它将导致多对多的映射。例如，图3是由Hutchins and Somers(1992)给出的对这种复杂性的讨论，以英语单词leg,foot和paw翻译为法语的jambe,pied和patte为例。

此外，一种语言也许会存在词汇空白（lexical gap），除了解释性的注解以外没有任何单词或短语能够用于表达另一种语言中某个单词的意义。例如，日语中没有任何单词可以表示英语的privacy（独处），而英语中也没有单词能够表示日语的oyakoko（孝顺）。

再者，原文和译文读者的背景和期望所表明的那类文化背景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许多翻译理论家(Steiner, 1975; Barnstone,1993; Hofstadter,1997)都提及Jorge Luis Borges的一个精巧的故事，以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两种语言的文本具有相同的单词和语法，也可能会因为它们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具有不同的意义。Borges编造了关于Menard的故事，Menard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他的目标是逐字地重新创作Cervantes（塞万提斯）的Don Quixote（唐吉诃德）：

Cervantes的文本和Menard的文本的用字是相同的，但是后者几乎是无限丰富的。它的贬低者也许会说是具有更多的歧义，但是歧义事实上也是一种丰富。比较Menard的Don Quijote与Cervantes的文本就会发现这一点。例如，Cervantes写到：

.. la verdad, cuya madre es la historia, émula del tiempo, depósito de las acciones, testigo de lo pasado, ejemplo y aviso de lo presente, advertencia de lo por venir.

而Menard写到：

.…. la verdad, cuya madre es la historia, é mula del tie mpo, depósito de las acciones, testigo de lo pasado, ejemplo y aviso de lo presente, advertencia de lo por venir.

文字上完全相同，但是在风格上相反。Menard的古老的风格——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个异乡人——体验到某种情感。而他的先驱就不是这样，他能够轻松地驾驭与他同时代的普通的西班牙语。

最后这些观点提出了一个关于文化差异和翻译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更广泛的问题。一种理论观点，有时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语言可能会约束思想，即你说的语言可能会影响你的思想方式。如果这个假设为真，那么就不存在完美的翻译，因为源语和目标语的说话人必然分属于不同的概念系统。无论怎么说，下面这一点是清楚的：语言之间的差异越深，翻译处理就会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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