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语言中，句子的内部连接或外部连接几乎都不外乎使用三种手段：句法手段、词汇手段和语义手段。笼统地说，使用前两种手段进行句子连接的语言被称为以形合为特点的语言，使用后一种手段进行句子连接的语言被称为以意合为特点的语言。

英语是一种以形合为主要特点的语言。在形式上，英语以多使用从属连接词诸如because, although, since等、关系代词或关系副词如who, which, where等以及动词不定式结构等体现出来。其从属分句既可置于主句之前、之后，也可以镶嵌在主句之中。换句话说，形合法是指，在组织语言时，通过连接手段将一个分句置于另一个分句的从属位置上，使得主句和从句之间以及其他各个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非常分明。

英语和汉语不属于同一个语系，因而在句法结构和行文方式上具有不同的特点。英语是一个主要以形合为特点的语言，而汉语则是一个主要以意合为特点的语言。这主要表现在英语句子各成分的相互结合常常需要使用恰当的连接词语，以明示其结构关系。英语的句子之所以能够枝蔓横生、互相攀附而又不失严谨、缜密，完全得益于英语这种语言中句子的形合特点，因为形合句句子内部的逻辑推理关系（如因果、目的、解证、取舍、转折等）与逻辑非推理关系（如并列、承接、递进、选择、假设、条件等)非常清晰可辨，同注重隐含的意合句相比，形合句透明的能见度理所当然地远远大于意合句含蓄的能见度。比如：

1. It is flattering to believe that they are too profound to be expressed so clearly that all who run may read，and very naturally it does not occur to such writers that the fault is with their own minds which have not the faculty of precise reflection. ( W. S. Maugham； Lucidity, Simplicity, Euphony)

译文：认为自己的思想深奥，不可能表达得很清楚，让任何人都能理解，这是一种虚荣的念头。这样的作家当然不会想到，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脑子缺乏精确思考的能力。

上面的英语句子和汉语译文可以看出，英语句子需要借助于不同的连接词以明示其内涵逻辑，而与之相对应的汉语译文却主要是较强地依赖上下文来展示复句内涵逻辑的表意功能，即全凭语义的贯通来行文，这是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重要表现。除此之外，英语重形合还体现在大量使用介词上，介词成为连接词语、语句和从句的重要纽带，离开了介词可以说英语就无法成句。我们信手拈来一个句子，假如去掉句子中的介词，整个句子往往会变得难以卒读。再者，英语中其他连接手段，如形态变化形式，包括词缀变化，动词、名词、代词、形容词和副词的形态变化（如性、数、格、时、体、语态、语气、比较级、人称等）及其保持前后一致的关系，广泛使用代词以保持前呼后应的关系也都是英语中重形合的表现。以上诸多形式手段规约着英语句子的各成分之间的排列，使得句子内部的语义关系一目了然；与此同时，正因为英语句子具备这一特点，英语句子里的限制和修饰成分可以不断叠加，形成长句，但即使是最长的句子也能够借助句中的连接词和其他外形手段来发掘其中的信息和语义逻辑关系。

汉语同英语有很大的区别，汉语话语之间的词与词、句与句等语言单位之间的结合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而主要是凭借语意上的关联进行，即“注重隐性连贯，注重逻辑事理顺序，注重功能、意义，注重以神统形”，所以句法结构形式短小精悍、灵活多变。因为它的意合特点，汉语里就没有像英语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介词的使用也很少见，名词和动词等都没有形态变化，代词的使用远没有英语那样频繁，汉语的意合法是通过语序、词语本身、词汇接应、结构平行、重叠形式、反复、排比、对偶、对照、推理、约定俗成的紧缩句以及历经千锤百炼、言简意赅的四字格成语等来实现的。

2. However great the joy with which he( = Karl Marx) welcomed a new discovery in some theoretical science whos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erhaps it was a yet quite impossible to envisage, he experienced quite another kind of joy when the discovery involved immediate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industry, and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general.

译文：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项新发现，即使其实际应用甚至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每一种发现对工业、对整个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的喜悦心情就更非同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