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视角研究语言及其应用是20世纪中叶之后跨学科应用生物理论的产物。语言学界应用生物进化原理,力图解决语言及其应用中的困难,或者补充传统理论,或者提高学科自身的自足性,应用模因论研究翻译就是这种努力之一。

 

　　翻译的常规模因

 

　　模因论以进化原理研究文化信息的传播方式。模因是文化信息的变异复制因子,文化产生复制行为。模因/概念和宿主的心智/大脑之间是寄生和被寄生的关系:模因使用宿主的大脑,作为复制载体的寄生物。安德鲁·切斯特曼认为,翻译学是研究模因及其传播方式的学科,翻译模因是观念,观念彼此依存和传播,形成模因复合体、模因库和常规模因,模因通过翻译在文化之间传播。

 

　　翻译有源语—目标语、对等、不可译性、直译—意译、写作即翻译5个常规模因。源语—目标语模因说明翻译把信息从一种语言复制、传播和扩散到另一种语言。对等模因强调译语和源语在意义、功能和交际效果上等值。不可译性模因是翻译史上的一个恒久概念,它认为原作的意义神圣,不能擅自改变,伟大的作品不可能用另一种语言来复制。直译—意译模因的核心是译者在何种程度上直译或意译原文。写作即翻译打破语言间的翻译和同一语言中意义表达之间的界限,解构主义就认为所有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翻译,从来就没有源文本,没有逻各斯,人类一直在翻译。

 

　　翻译模因的进化

 

　　早期翻译理论强调原义的重要性,翻译意味着擅自篡改上帝的福音和蔑视权威。《圣经》译者杰罗姆认为宗教文本须直译,非宗教文本可以意译,修辞性翻译模因开始得到认可。16世纪和17世纪强调译者不应该盲目崇拜源文本,而应该考虑读者的感受,翻译理论从不忠的美人进化到蒲柏对荷马史诗的再创造性翻译,蒲柏的翻译被第一部英语词典的编纂者约翰逊博士誉为“世界前所未见的高贵的诗译作”。

 

　　18世纪,施莱尔马赫、歌德等人强调翻译的形式效果。他们认为翻译应该以原文为养料滋养目标语,塑造新形成的德国民族语言。语言是逻各斯,是表达和启蒙的创造性力量。到20世纪,逻各斯的批判性力量成为德里达和阿罗约等解构主义者的核心内容。解构主义者认为没有任何源文本,源文本只不过是另一个文本的译本而已,翻译不可能在目标语中表达任何真正的本质意义,翻译一向彼此滋养,彼此丰富,从而使翻译具有无穷的生命和活力。

 

20世纪60—70年代,语言学成为翻译的指导理论,学者开始探索如何把一种语言通过数学方法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语言学翻译模因开始流行起来,带动了大量的机器翻译项目,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程序自动进行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形成了机器翻译的子学科。

 

　　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切与翻译有关的现象都成为翻译的研究对象,由是形成翻译理论的描写研究。描写研究注重目标语的产出和效果,描写源语作品在目标语中的表现形式和产生不同表现形式的因果关系。

 

　　翻译模因的累积

 

　　译者的个体发生过程遵循翻译理论的种系发生过程。译者的观点、态度变化过程反映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个体发生与种系发生的相似性强化翻译过程教学,使翻译学习者有一种亲身参与翻译历史进程的体验。译者的能力习得是理性知识,符合波普尔的科学知识获取过程:P1→TT→EE→P2,即从提出问题(P1),到解决问题(TT),从排除错误(EE),再到发现新问题(P2)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复循环,最终体现为译者的翻译能力。

 

　　译者的能力习得也是个体发生的过程。在翻译的初期阶段,译者无意识理解和使用翻译策略模因,随着技能的培养和形成,翻译模因会沉淀到译者的意识系统。因此,翻译模因和翻译能力相关:新手和初学者首先学习翻译基本理论和技巧,在能力形成和精通阶段,译者需要解释或说明选择和决策的正确性,专家型译者需要微调其假设性的、出于直觉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翻译教师、评论者和评估者应该具有评估翻译技能好坏的能力。

 

　　认知模因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是译者寻求产出符合规范译本的方法。认知模因翻译策略以模因论为理论基础,以描写翻译研究为导向,是译者的真实经验、自我意识和决策过程。

 

具体说来,认知模因翻译策略是对源文本的描述和分析方法。翻译策略的认知过程反映翻译策略进化过程的主要阶段,涵盖源文本分析、语言材料处理和目的语文本产出。转换策略涉及句法/语法、语义和语用策略。句法/语法策略包括直译、借词、移位、单位转换、改变词组结构、改变从句结构、改变句子结构、改变衔接、层次转换、改变组合。语义策略包括使用同义词/反义词、利用上/下义词、反译、抽象化和具体化、改变分布、改变强调、解释、改变隐喻等。语用策略包括文化过滤、改变清晰度、改变信息、改变人际关系、改变语言行为、改变连贯、局部翻译、改变译者可见度、编译等策略。认知模因翻译策略在方法选择上有针对性,在实践层面有可操作性。

 

　　翻译伦理的进化

 

　　翻译伦理是调节译者行为的规范模因,具有继承性。东晋佛经译者道安的“因本顺旨”,鲁迅的“宁信而不顺”,都反映出对待源文本的忠实伦理。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认为翻译伦理应该忠实于原文,趋向于科学。切斯特曼认为翻译伦理包括透明、真实、信任和理解,这四个伦理原则调节四种主要翻译规范:期待规范说明翻译应该透明,关系规范说明原文和译文之间应该真实,译者和委托人之间应该具有责任和信任关系,译者和读者相互理解才能实现交际。皮姆在西班牙从事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他认为翻译伦理是做出正确选择所遵循的原则,人们关注翻译伦理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对等、忠实等观念的消解。综观翻译史,20世纪之前的翻译伦理首先强调译语对源语的忠实伦理,后来进化到包括调节翻译委托人、译者和读者的关系伦理。

 

　　本世纪交替前后,韦努蒂给翻译伦理赋予全新的内涵,把伦理概念引入文化创新的政治议程。韦努蒂早先提出存异伦理,即展现源文本的异质性,尊重文化他者,因此,他借鉴贝尔曼的观点,把坏的翻译定义为对外国文化采取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归化态度,否认外语文本的陌生性,而好的翻译力图限制否认这种种族中心主义,迫使本土语言和文化释放源文本的异质性。

 

 

韦努蒂近期提出翻译的创新伦理,更深刻地揭示出翻译的本质。鉴于翻译必然改变源文本,韦努蒂质疑贝尔曼的伦理观,吸收阿兰·巴迪欧基于真理的伦理观,认为好的翻译能够引发一个事件,从而在体制中引进语言和文化差异,通过对源文本的解释触发新的思考方式。这一创新伦理的价值判断取决于翻译是否挑战了已经赢得制度权力的风格、体裁和话语,是否引起创新的思想、研究和创作。创新伦理不仅强调翻译为接受语境带来的启示和变革,也正视翻译对原作的偏离和超越,其核心在于利用外语文本质疑译入语文化中的既定模式,间接彰显差异,促进变革,为接受语语境带来变化,鼓励文化创新。

 

　　翻译模因理论把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技能和翻译伦理有机结合起来,从文化、知识和技能进化的角度,说明翻译理论的形成规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助于创建翻译的整体框架。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