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经典的基于剖析的解释在直觉上具有吸引力，而且这种解释与形式语言的计算复杂性问题的联系也很美妙，但这样的解释未必正确。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还有很多句法复杂性的效应是这些模型无法解释的。例如，在具有同样数目的嵌套的句子之间，它们的复杂性还有明显的差别。例如，在抽取主语的关系从句（13.12ii）和抽取宾语的关系从句（13.12i）之间的差别是众所周知的：

抽取宾语的关系从句处理起来更困难，例如可以根据阅读这些句子所需的时间的多少来测量困难的大小(Ford,1983)，还可以根据其他因素,读者可以参阅Wanner and Maratsos(1978),King and Just（1991）以及Gibson（1998）。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和不同的因素来解释这些复杂性的区别。

例如，MacWhinney和他的同事们提出（MacWhinney,1977,1982,MacWhinney and Csaba Pleh,1988），从一个从句的参与者到另一个从句的参与者的观察点的转移（shift perspective）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抽取宾语的关系从句要求两个观察点的转移（从主要句子的主语到关系从句的主语，然后再反过来），而抽取主语的关系从句不要求观察点的转移（主要句子的主语与关系从句的主语相同）。这种困难的另一个潜在来源在于，抽取的宾语是第一个名词（the reporter），这个名词起着两个不同的题元作用（thematic role）,在一个句子中是施事（agent）,在另一个句子中是受事(patient）。这种角色指派的冲突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Bever,1970）。

Gibson(1998）指出了宾语抽取和主语抽取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宾语抽取的句子中，当任何动词出现之前要先出现两个名词。读者必须先把这两个名词记住，但是还不知道它们在句子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先记住若干个名词短语而又不能马上把它们与句子的整个含义结合在一起，会使读者难以理解句子。

根据这样的观察，Gibson提出了句法预示的位置理论（Syntactic Prediction Locality Theory，简称SPLT）。SPLT认为，与结构相关的句法的记忆负担（memory load）是与构成一个完整句子所需的每个单词相关的记忆负担的总和。在一个句子全部完成之前，具有多个名词短语但还未出现动词的句子部分，将要求它后面出现多个动词，使得记忆的负担相当高。记忆的负担还与有多少新的短语或话语参照需要在同一时间存储在记忆中有关系。因此，如果在预示一个单词时，还介入了新的话语参照，那么这个单词的记忆负担就会比较高。这样，尽管在一个序列中还没有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NP非常复杂，如果这个序列中的两个NP中有一个是代词，而这个代词已经在话语中有了参照，那么这个序列的复杂性就比较小。例如，下面的句子尽管有两层嵌套的关系从句，但也是可以处理的，因为最内层的NP(I)没有导入新的参照实体。

总的来说，认为句子处理的复杂性与记忆有关的一些早期研究从某个角度看来似乎是正确的；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的复杂性都是由于需要把很多未整合好的东西保存到记忆中引起的。这是一个含义深刻而令人心醉的关于语言处理的重要发现。不过，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像Yngve等人的想法那样简单。要确切地说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复杂性中起作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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