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把上面列举的方面概略论述之后，再就何为“雄健而雅”、何为“宛曲而峻”、何为“整齐而醇”逐一进行阐释。这些方面都讲得非常详尽，应该说这是该书的另一突出优点。

上述陈骏的修辞著作《文则》问世于南宋1170年，开创了中国古代汉语修辞学的先河，是汉语传统修辞学的奠基作。

若以陈骙这些讨论风格的语句同亚里士多德论述类似问题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他们两人论述问题的视角或侧重点区别颇大。陈骏侧重于对具体修辞内容的研究，从具体着手，然后又落实到具体内容之上。而亚里士多德则较多关注对宏观的把握，强调作为一门学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这两部著作的理论体系各有特色，主要不同体现在理论出发点、理论范畴、命题及理论体系等主要方面。陈氏的《文则》通过对文本的静态观察、分析、归纳概括出微观词语乃至宏观篇章的修辞方式与手段。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是双向互动的，侧重于通过话语功能建立语言的形式规范；陈氏侧重的是单向表达，更多关注修辞现象本身的语言形式的描写，如在《文则》归纳的比喻、对偶、反复、倒装等十多个辞格。统而观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具有“通过话语主体、话题，把修辞学和社会生活及知识的所有领域联系起来的实践精神和人文传统。而面对历史文本，偏于表达修辞一隅的《文则》是相对封闭的、静态的理论体系。它开启了中国修辞学本体研究之先河。但却把修辞学这个研究实践性话语艺术的科学束之高阁，使之远离现实生活，这也许会给传统修辞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吧。”（雷淑娟，2001：9）

钱钟书先生对中国与西方的修辞学研究有一些精辟论述。他指出，评点之学为中国修辞学的一个特点。但是评点之学的重要作用往往被今人忽视。他们只看到西人洋洋万言的巨著，没有看到字抵千金的“只言片语”。

对亚氏和陈氏两人的历史性功绩，概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奠基作，南宋陈骙的《文则》是中国传统修辞学成立的标志。这两部修辞学著作虽然都是专谈修辞、比较有系统的著作，但亚氏的《修辞学》侧重对修辞哲学的论述，而陈氏《文则》的重点是在于对修辞理论的论述。而且，虽说这两部著作都是对修辞学全面的论述，但亚氏《修辞学》明显地体现出重在宏观研究的方法，而陈氏《文则》既着眼于宏观研究，更重视微观研究。

陈氏《文则》的长处是对各种文体的表达修辞，比如诗歌、散文、史传文学、《左传》中的公文等，均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这一点是亚里土多德囿于演讲一种体裁的《修辞学》所无法比拟的。但陈氏也有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他只局限于研究表达修辞这一静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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