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通过话语双方互动关系来探讨、确认语言实践等一系列理论范畴的。他认为，依靠例证(也叫修辞式归纳法)进行演讲说服力并不差，但依靠修辞式推论进行演说能获得更多的喝彩声。“修辞式推论的前提是属于人类行动范围的、或然的事，根据这种前提推出来的证明是或然的。它只在一定的程度上与‘科学’的证明相似。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式推论的功能解释为：‘当我们采用适合于某一问题说服方式来证明事情是真的或似乎是真的时候，说服力是从演说本身产生的。’由此引申出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即语言与知识的关系及知识的地位是真实的还是或然的。正是在关于这一理论命题历时探研的背景下，产生了二十世纪西方认知修辞学。”（雷淑娟，2001：9）

中国古代修辞学侧重微观方面的研究，而对宏观方面的研究则开展得比较晚。虽然说我国古代有关的修辞论述已涉及到了修辞的原则、修辞的对象、修辞与题旨情境等一些深具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但就我国古代修辞研究的系统性而言，不能不认为，这些论述在局部性方面较之整体性方面更为突出。如果与西方同时期有关的修辞论述相比，会发现我国的有关修辞论述相当丰富和精辟。而且，我国历代的经解、文论、诗话、词话、曲话、随笔、小说评点等可以说是我国修辞学在微观研究方面的独特创举，而且散布于各种文论之中。不过，令后人稍感美中不足的是，修辞学论著却不多见，直到南宋时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中国古代修辞学的权威专著当推《文则》，全书涵盖了用词造句、修辞格、风格、命意谋篇等修辞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囊括了整个修辞学。究其内容之实质而论，《文则》侧重于修辞理论之研究，与哲学攀缘不多，与古希腊修辞学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修辞学》侧重哲学论述有着明显区别。请欣赏：

[4]夫文有病辞，有疑辞。病辞者，读其辞则病，究其意则安，如《曲礼》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系辞》曰：“润之以风雨。”盖禽字于猩猩为病，润字于风为病也。疑辞者，读其辞则疑，究其意则断，如《何彼穰矣》曰：“平王之孙。”《檀弓》曰：“客居鲁人也。”盖平王疑为东迁之平王，鲁人疑为鲁国之人也。凡观此文，可不深考？（转引自胡曙中，1993：86)

是段论述了文章中出现语病的问题。诸如此类论述颇多。这也是陈氏《文则》的特点之一。

《文则》对文章的修辞风格和篇章结构等也专门有所论述：

[5]《考工记》之文，榷而论之，盖有三美：一日雄健而雅，二曰宛曲而峻，三曰整齐而醇。略条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