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修辞从其创始之日起就很重视德的修养。孔子明确指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失“仁”乱“德”的巧言，是过分华丽的言辞，应该摈弃之。《吕氏春秋》认为，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强。”(转引自陈炯：287）东汉王符主张：“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诡丽为末。”(《潜夫论·务本》)即是说，修辞始终应以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倡导正义之举为根本，不应以狡诈的技巧、不实的事实，哗众取宠。

梁代刘勰在其鸿篇巨著《文心雕龙》中论述作者品德与文采时明确指出：“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文心雕龙·程器）（周振甫今译：看看那些从前的贤人，具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声名和文采扬溢在南方的楚地，文采和声名震动了北面的梁国。假使光有雕饰文采而没有品德，才具不够还能做谁的榜样？难道文章没有显耀身名，也有为国争光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贤们大都非常重视品德与文采这一对关系，品德始终应是最重要的，高尚的品德，辅之以恰当的文采最为理想。

反观西方修辞学，起初是以论辩始，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修辞学在诡辩术的斜路上差一点走进了绝路。直到中世纪，一些修辞学家才逐渐重视修辞学的劝学功能，再现了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看作是一种劝说功能和宜德演讲的思想。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Augustin)在《忏悔》一文中明确表示对诡辩修辞学派的唾弃，强调指出，传教士应该把修辞学者看成是劝人向善的方法，而不是一种表现、玄耀的方法。到十七世纪末，传统的修辞学与历史、诗歌、文学评论和美文学密切联系了起来。胡曙中指出：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评论家认为，文学的目的性很明确，是使读者取娱并受到教益。这样，劝说术就与诗歌艺术的目的完全一致起来。此外，心理学和人性学的一些新理论似乎也证实了推理和想象在劝说中的主要职能。因此，在十八世纪，修辞学与文学评论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结合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英汉修辞比较研究》，48）

从以上所引论述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修辞学的主要传统之一，是把修辞学看作口头对说艺术。西方这种修辞观与人们注重演说、擅长论辩的传统和社会风气有关。有无论辩能力被看作是有无文化修养的重要部分。鉴于这些因素，论辩之风如此之盛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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