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勾勒的翻译解析应该和“规范”研究作仔细的区别。文学、社会、文化等规范研究在一定层面上制约着每个社会的翻译行为。这些“规范”随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从来不是仅仅和翻译相关，事实上它们适用于任何写作行为。本文的解析恰恰与之相对，关注的是翻译中固有的变形的普遍原理。很显然，在具体文化的具体历史时期，这些原理会与支配写作的系列规范重叠：如新古典主义时期及其“不忠之美人”的翻译观。然而这种巧合是短暂的。虽然在20世纪我们不再遵循新古典主义的规范，但是变形的普遍原则从未停止发生效力，它们甚至与那些操纵写作和翻译的新规范开始分庭抗礼。

同时，以上解析的变形倾向并不是非历史性产物。在本来意义上，它们是历史性的。它们以希腊思想，更确切地说，是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谈论翻译的影子。“翻译的影子”(the figure of translation)在这里是部署译文的形式，以及译文表现出的自我形象。从一开始，西方翻译就是意义的修饰性恢复，以柏拉图的典型观点为基础，将精神与字面（letter）、意义与词语、内容与形式、可感与不可感作为对立面分隔开来。今天，大家已经公认，翻译(包括非文学翻译）准能制作出一个“清晰”、“优雅”的文本(即使原文并没有这些特质）。这一公认的观点其实呈现了柏拉图式的翻译的影子，即使这是无意识的观念。

上文提到的所有倾向都会导致一个同样的结果：文本的译文比原文更“清晰”，更“优雅”，更“流畅”，更“纯净”。它是为了意义的表达而破坏字面。

尽管如此，柏拉图式的翻译的影子也并非什么要在理论上或意识形态上加以指责的“谬误”。因为它是作为翻译绝对唯一的可能性而确立的，确切地说，也就是对意义的恢复。其实所有的翻译就是、且一定是意义的恢复。

问题在于这是否是翻译仅有的、最终的任务，或者除此之外，它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任务。就翻译的解析和译者相关的变形倾向的解析来看，事实上我们是预先假定了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文本的存在。此处的“直”是指依附作品的字面（the letter of works)，在翻译字面上下功夫比在意义的恢复上更有价值。正是通过在字面上的努力，翻译一方面恢复了作品独特的指示过程，而不仅是意义，另一方面改变着译入语。是翻译刺激了伟大的西方语言的生成与再生，因为它在字面上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译入语。如果只是简单的意义恢复，翻译将永远不会扮演这样影响语言生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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