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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倾向主要与原文句式结构相关,首先表现为散体文中最有意义、可变性最强的元素——标点。这种倾向就是重组句子及其次序,按照某种话语顺序的观念,重新安排它们。只要原文句子结构相对随意(即句子结构与某种顺序观念不符),它就有被合理化缩约的可能。例如,当法语翻译遇上重复、拖沓、冗长的关系从句、分词、长句或无动词的句子(所有这些都是散体文的重要成分),这一点就会体现出来。
因此,《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的法语译者夏皮罗(Marc Chapiro)写道:
陀斯妥耶夫斯基沉郁滞重的风格给译者带来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尽管其作品内容十分丰富,但要重现他那枝繁叶茂般的句子却仍然不可能做到。
(转引自Meschonnic,1973:317)
这其实就相当于公开表明他在译文中采用了合理化的方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散体文的本质就包括“繁茂的树丛”,而且正是各种形式上的冗余凝结成小说的散体行文,这种“缺憾”是小说得以存在的条件。所说的无定形性是指散体文陷入语言的深层细节、层次,以及多重逻各斯,而合理化译法将这些全都消灭。
它还要消灭散体文的另一个元素:对具体性的追求。合理化意味着抽象化。散体文总是围绕具体琐碎的事物,甚至会将若干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滔滔不绝,(如普鲁斯特 、蒙田的作品)。合理化的译法使原文由具体转向抽象,不仅重组句子结构,而且会把动词变成名词,选择概括性强的名词代替动词等。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就采取了这种方法。
这种合理化/抽象化的译法更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并非彻底全面地一以贯之,也从未打算如此。它想要做的就是颠倒原文中原有的若干关系:正式与非正式、有序与无序 、抽象与具体。这是典型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做法:貌似形式、内容原封不动——而事实上它导致作品的标志、状态都发生了改变。
总而言之,合理化通过颠倒原文基本的倾向使原文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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