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来看，这种无定形性在诗歌界就一直遭到诟病。赫尔曼·布洛赫（Herman Broch）在评论一部小说时指出：“与诗歌相反的是，它（小说）不是风格的制造者，而是消费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使自己看起来像艺术品是它的职责，而小说在这上面表现的力度却不大。巴尔扎克比福楼拜更有分量；笔法不羁的托玛斯·沃尔夫（Thomas Wolfe）比长于艺术技巧的桑顿·威尔德（Thornton Wilder）更胜一筹。就像纯诗一样，小说不屈从于艺术标准的评判。”

事实上，散体文名著的特点就是“劣质写作”(bad writing)，行文结构缺少控制。拉伯雷、塞万提斯、蒙田、圣西蒙、斯坦因、里克特、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就有这些特点。

行文缺少控制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必须将大量语块挤塞进作品中——不惜冒着形式爆炸的危险。作者的目标越全面化，行文结构的失控就越明显，不论是文本的膨胀还是作者小心翼翼经营的形式，都是如此。比如乔伊斯、布洛赫或普鲁斯特的作品，我们总是不能完全把握住散体文的多样性和节奏的流动。这种所谓的“劣质写作”蕴涵丰富，它是多语写作的产物。《堂·吉诃德》（Don Quixote)就吸纳了那个时代多种西班牙语，流行的俗语（桑丘的语言）与骑士和牧歌式传奇的传统并存。文中各种语言交错纠结在一起，并以对方作为反讽的对象。

小说中各类语言的混乱、膨胀使翻译变得尤为艰难。如果说诗歌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尊重该诗的多义性(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么小说翻译的头等原则便是要尊重它无定形的多重逻各斯(shapeless polylogic)，避免译文的任意同质化。

就文学形式来说，小说较之诗歌略逊一筹。散体文更容易接受翻译变形，因为这些变形之处不会马上暴露出来。倘若是荷尔德林的诗被译者宰割，是很容易被察觉的。而要看出译者对卡夫卡或福克纳的作品做了什么手脚却不那么容易，尤其在看起来“优秀”的译文中更是不易。变形系统在此处发挥作用，却不动声色。这就是为什么迫切需要对小说翻译进行细致解析。

要进行解析，就得首先为几种变形倾向定位。它们是成系统的整体。这里我列举12种，也许会有更多。它们有的联合出现或互为因果，有的已为大家所熟知，有的也许看起来仅与法国“古典化”翻译相关。但事实上，它们与所有的翻译都有关联，至少是西方传统中的翻译。它们能在许多不同语言的译者身上找到，英语、西班牙语、德语都是如此，这些倾向的强弱因语言文化空间的不同而有差异。所要考察的12种倾向如下：

1. 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2. 明晰化（clarification）

3. 扩充（expansion)

4. 雅化和俗化（ennoblement and popularization）

5. 质量受损（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

6. 数量缺失（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

7. 节奏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rhythms)

8. 对原文潜在的指示网络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

9. 对语言模式的破坏 (the 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ings)

10. 对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 (the 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 or their exoticization)

11. 对固定表达及成语的破坏 (the 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

12. 多种语言重叠的消除（the effacement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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