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东睇，一碧无烟，独）立湖塘，(延赏）水月，见自彼月之下，至于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闪烁，(谛而察之），皆细浪沦漪，(受月光映发而为此也）。(徘徊数武），是光（景）者乃若随人。颇有明理士夫，谓是光(景）为实有物，故能相随，且亦有时以此（自）讶。（不悟是光景者），从人而有，使无见者，则亦无光，更无光(景)，与人相逐。盖全湖水面，受月映发，一切平等，(特人目与水对待不同，明暗遂别。不得以所未见，即指为无）。是故虽所见者为一道光芒，他所不尔。又人目易位，前之暗者，乃今更明。然此种种，无非(妄见）。以言其实，则由人目与月作二线入水，(成等角者，皆当见光。其不等者），则全成暗。(惟人之察群事也亦然，往往以见所及者为有，以所不及者为无。执见否以定有无，则其思之所不赅者众矣）。

我们可以从译文看到译者极为强烈的主体意识：原文文本在译者眼中似乎已不复存在。译文中很多意义(表现为文辞）在原文文本中根本没有，是译文加诸于原文的(已用括号标出），假译者之名传已见之实。严复的这种主体中心论译作在历史上起过积根的政治作用，他的许多译作在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的启蒙效果上功不可没。但他的主体中心论翻译实践与他倡导的“信、达”主旨相悖，只能说明他提倡的“信、达”是以主体的凌驾性为前提，而不是以原文文本的意义为依据。

实际上，主体中心论导致主体对原文文本的凌驾，也就是解构主义所谓的主体的“在场”(“presence,”Derrida：1967)。主体凭借自己的“文辞”，形成译者的“逻各斯”中心，以体现自己的意向、达到自己预设的效果，使自己（译者）无时无刻不“在场”，以“征服者”（Saint Jerome）姿态将原作者挤出了文本，便之成为“不在场”(“absence,”Jonathan Culler：1982)。其结果，必然导致译者取原作者而代之的效果和后果，这显然是违背翻译的基本职能（以TLT传达SLT信息）的。

当然，翻译既然是由译者这个主体“执行”及完成的，他凭借的手段是TLT，而不再是SLT，那么要求主体绝对地“不在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除牵涉到主体的意向、日的等等与意义有关的主观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文风时尚问题及一系列所谓“技术性手段”(“technical devices,”Derrida：1967）,包括译者的个人用语(idiosyncrasy）和翻译风格(通常具体表现为修辞手法、句式设计与处理手法、句群铺排与语段扩展和层次安排等等）。这些都是与审美有关的主观性因素。翻译学倡导的原则应该是，主体必不可免的“在场”必须“设置在尽可能低的水准上”(lowest possible levelling)。翻译究竟不是创作；主体的凌驾造成对原语意义的“延异”（“difference,”Derrida：1967），所引起的后果显然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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