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智慧》是中国典籍英译的成功案例之一，先后在美国（1938）、英国（1938）、日本（1939）、德国（1957）、西班牙（1958）及葡萄牙（1958）出版，并分别于1943年、1966年、1994年在美国再版。根据OCLC的数据统计，全球共有1664家图书馆收藏此书，其中美国图书馆达1548家。笔者对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行调查，此书在三所大学图书馆的借阅量分别为：17次（2008-2015），9次（1996-2015），8次（1998-2015）（之前的数据因图书馆系统更新而无法考证）。尽管借阅次数不多，但综合考虑版本年代久远（均为1938年版），图书馆阅览室藏有副本，互联网书店及电子书籍的冲击等因素，这样的借阅量已属难得。就专业读者的接受而言，根据JSTOR的统计，1938年初版以来共有三篇关于此书的书评分别刊载于《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以及《修辞评论》（Rhetoric Review)。这三篇书评均高度评价了此书，尤为肯定了林语堂在此书中对孔子思想的编译及重构。笔者以the wisdom of Confucius 及Lin Yutang为关键词在Google图书中进行搜索，共搜到1910本相关书籍。其中，两本为原著，一本出现在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关于林语堂的介绍中，其余1907本均为将此书列入参考书目的书籍。就普通读者的接受而言，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的购书网站如Amazon、Ebay、Abebooks目前仍在销售此书。综合Amazon及世界最大的在线读书俱乐部Goodreads的78位读者的评价，87%的读者给了3星以上（即满意）的评价。读者对此书的肯定均集中在林语堂编译此书及阐释孔子思想的方式以及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非常重要的可读性方面。少数读者的批评主要在于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儒家思想语录体文体特征之间的矛盾。这些读者期望读到连贯的语篇，而这一矛盾只有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得以解决。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时，高扬人性、探究人生的意义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而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人类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危机，如生态的恶化，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冲突，贫富的差距等。因此，林语堂编译此书的视角和策略，可对当今文化多元化及全球伦理背景下传播中国文化以及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一些可兹借鉴和参考的启示。

首先，我们在翻译中国典籍时，特别在“译什么”这个问题上，不应采取单边的“送去主义”，不应仅以自己为出发点，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认为优秀的作品强塞于人。“文化的流动，……大都是引进方为了生存及其条件的改善择其所需的拿来。”我们应聆听译语文化的诉求。当然，这种聆听并不是一味地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命题，那些能够展现某一时代人类的生存与困惑的译作必定会跨越国界，唤起共鸣，因为人们能从中获得解除痛苦、排解困惑的良方。林语堂在编译《孔子的智慧》时，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并不囿于中国文化这一边。他站在普世的高度，看到儒家思想对于整个人类的指导意义。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建立在文化间相互学习、相互对话、面对时代命题共同前进的基础上。在交流中，接受方是能从中获益的。因此，他们也乐于敞开大门，欣然接受。反观当前国内的典籍译介工作，大多数仍是一种单边的行为。以《大中华文库》为例，其入选作品皆为我国各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古籍，计划规模110种。然而，这110种是我方所认为的最优秀的民族文化，在西方读者的眼中，他们是否又具有相同的价值呢？我们努力地送去，但别人需要吗？这种仅以自己为出发点，单边“送去”的结果可能是对方因不感兴趣而拒绝接受，从而造成事倍功半以及人力物力的浪费。

其次，郝大维和安乐哲指出：“孔子哲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的失败。……《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完全不是文化的教条，但当人们被动地领会它、不向它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不把它人格化时，它就成了一种文化教条了。”尽管郝大维与安乐哲谈的是后儒在发扬儒家思想时存在的局限，但这段话也揭示了译介中国典籍时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大多数译者将中国经典视为一种历史，在翻译中所做的是静态的复述，鲜有译者具有“文化自觉”，在不同的时代语境，针对不同的读者对这些经典进行动态的重构。这种创造性的二次开发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及延续译作的“后续生命”却是极为重要的。

第三，一个文本只有成功地到达其读者，才能实现其意义及普世价值。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林语堂既强调异质，避免文化简化主义，又通过增补背景信息及以西喻中以保证交流畅通，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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