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前面所述，这部著作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其表现不仅在于它广泛深入地评述了西方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丰富遗产、从历代文学名著中引用并剖析了大量语言与翻译的实例以及对语言和翻译的本质作了深刻有力的阐发， 而且尤其在于书中对翻译步骤所作的诠释。

斯坦纳认为，翻译的步骤有四点：(1)信赖（trust) ； (2)侵入（aggression) ； (3) 吸收（incorporation) ； (4)补偿（restitution)。

首先，在着手阅读和翻译之前，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信赖”这一步骤， 即“相信”原文是有意思的，译者必须加以透彻理解。人们通常问“原文说了些什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信赖，相信原文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意思。当然，有时译者读完原文后，发现“原文毫无意思”，如一些玩弄字眼的打油诗，这类无聊的原文是不能翻译的，因为它们在词义上不起任何交流作用，但就有意思的原文而言，原文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又会由于文章体裁、类型的不同而各异，或由于翻译目的之不同而不同。人们对于原文意思、韵味的认识，往往各异其趣。在西方翻译史 上，宗教、科技翻译者大都倾向于照字面去理解原文意思;古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9世纪的文学翻译家基本上紧扣原文，但中世纪、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及某些现代文学翻译者却往往不忠实于原文。

翻译中的第二步是“侵入”原文。这种“侵入”可理解为译者直觉中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在语际翻译中，对原文的理解、认识和解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入侵活动。正如古罗马理论家哲罗姆所比喻的，译者会把原文意思当作俘虏抓获过来。在理解过程中，译者打破原文的外壳，抽出原文的精髓，然后带回去。就好比一个露天矿井，把矿采光了，在地面上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印痕。有些原作通过翻译被全盘移植到译文语言中，原文语言里的东西一点儿也不留。有的原作则无须人们再去阅读，因为译作比原作出色。

第三步骤是“吸收”。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被移植过来，不是在真空中移植，也不是移植到真空中去。译文语言的语义场已挤满了语义。对于引进的成分会有各种各样的同化和应用。有完全同化的，如路德的德译《圣经》和诺思的英译《名人传》；也有长久令人感到奇异的，如纳博科夫英译的普希金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 但不论同化的程度如何，从原作中的引进总有可能搅乱或重组译文语言的结构。通过翻译，译文语言可以变得更加丰富，但也有可能被原文语言俘虏过去，而丧失译文语言的本色。译者应该看到外来成分吸收过程中的这种辩证关系。吸收原文是一项思维活动，但它是以语言的使用为标志的。在科技翻译中，吸收原文的任务不会太难，因为读者只须在一个层次即客观事实和知识的层次上下功夫。在文学翻译以及在某些宗教文献的翻译中，对原文的吸收就必须在多个层次上进行，有的 层次纯属译者的直觉范畴，因此吸收的好与坏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

斯坦纳提出的翻译第四步骤是对翻译过程中的走失进行“补偿”，即把原有的东西归还到原来的地方。“补偿”是翻译过程不可缺少的一环。在第一步，译者倾向于原文而失去平衡。接着，译者在认识上“侵入”原文，理解原文的意思。尔后， 译者对原文进行索取，给译语增进可能导致不同后果的新成分，于是又一次失去平衡。因此，译者必须作出补偿，通过交互作用以恢复平衡，也就是达到理想的翻译。这一点，正是翻译原则与技巧的核心所在。

按照凯利的观点（Kelly, 1979： 61 )，斯坦纳的翻译模式是一个基于“正题” (thesis)、“反题"(antithesis)和“合题"（synthesis)三个概念之上的黑格尔式理论模式。原文语言与译文语言是“正题”与“反题”，而最终产生出的译文就是二者的“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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