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产生过轰动效应的一个人物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这是一位有趣的理论人物，虽然他并不像纽马克等学者那样长期活跃在翻译研究圈内，但却凭一部独特的著作而蜚声西方译论领域。斯坦纳出生于巴黎，在巴黎和纽约长大，后来长期居住英国，在英美多所大学执教，主要讲授语言和翻译理论。因受家庭和周围语言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就掌握了法、德、英三种语言，掌握的程度又同样的好，随便哪一种他都能流畅自如地用之说话、写作与计算。可以说，他是一位操三种母语的多语使用者。1975年，他用英语出版了一本语言和翻译理论专著，书名为《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正是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纵横古今；分析精深系统，见解新颖独到。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学术界（包括 翻译研究和语言哲学界)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被学界广泛评价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虽然该书可能使不少人感到深奥难懂，更令一般读者望而却步，但正因其广博复杂的内容和意蕴深邃的语言，而增强了它的理论性和独特性，使它成为当代 西方翻译理论领域一颗持久闪亮的明星。这一点，从它1975年初版、1992年再 版、1998年出第三版的简单事实中，可以略见一斑。

的确，这是西方现代翻译研究领域一部极具理论深度和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阐述理解语言对翻译的作用以及理解与翻译的种种内在联系。第二章讨论语言的性质以及有关语言的各种神秘主义的观点。第三章阐述语言与物体的关系。第四章评述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主要的翻译理论和语言理论。第五章用解释学（hermeneutics)的眼光，阐述翻译的步骤。最后一章讨论有关文化的各种类型学。在这些章节中，斯坦纳把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学的理论运用于对语言的阐释。他系统地追溯和梳理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从洪堡到索绪尔到乔姆斯基的西方语言研究史；深入阐述了现代语言学有关语言的“共时”与“历时”观;认为语言是一种动态现象，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在人类对语言的理解中，无论是在共时还是历时层面，翻译始终都起着关键作用。书中阐述的重点也始终落在翻译这个中心问题上。

说得更具体一点，斯坦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际上乃是一个翻译过程。翻译是语言的基本因素。在最基本的思想交流中，翻译是内隐的；在人类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共存与相互接触中，翻译则是一项外显的活动。翻译的基础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语言。然而，强调语言共性的存在，决不应忽略语言个性的存在，否则对语言的解释就会神秘化，就会不符合语言的客观现实。斯坦纳看到了语言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但他并未因此而提出不可译论。他指出语际层面的翻译会引出堆积在一起的、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在语内交流这个更加隐蔽的或历来被人们忽视的层面上，这些问题同样大量地存在……不管是语内还是语际，人类的交流都等同于翻译。” (Steiner，1975： 47)既然交流是可能的，因此翻译也是完全可能的。

从斯坦纳解释语言和翻译的观点看，他代表了当代西方语言和翻译理论中独具一格的解释学理论派。在语言分析中，典型的语言学方法是把重心放在语言的表达手段上，把语言当作工具，认为语言的实质可以通过把观察到的言语行为和科学模式联系到一起加以描写。斯坦纳不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而是采用解释学辩证法，把分析的矛头对准语言的相互作用，分析的中心点不是可以观察到的语言行为，而是对语言交流赖以发生的语言认识意义和感情意义的理解。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所阐述的理论思想极具深度和广度。但由于它的主要目的是要阐明翻译乃是语言的基本因素、翻译和语言理解不可分割这么一个观点，它就势必把重点放在有关语言和翻译的一般性理论问题上。书中没有集中论述翻译的目的、性质等基本的翻译问题，也没有集中讨论翻译的实际操作过程和结果等具体翻译问题。正如凯利所说，它并没有提出完整的翻译理论(Kelly, 1979：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