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诗歌分为传统诗歌和现代诗歌两大类。所谓的传统诗歌主要是指：“和歌”（亦称:“短歌”）和“俳句”。“和歌”的特点是由5、7、5、7、7五个句段，三十ー个音节构成，“和歌”的代表作是出现于8世纪下半叶的《万叶集》；“俳句”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5、7、5三个句段，十七个音节构成。“俳句”至20世纪末，一直支配着整个俳坛的人是松尾芭蕉。

和歌和俳句由于它们在语言格律、形式上具有强烈的日本民族的特点，因此也是日本文学汉译中很难逾越的ー个难点。在过去的20世纪的整个ー百年当中，我国对日本诗歌的译介，数量很少。究其原因，可能是无论是传统诗歌还是现代诗歌，作为诗歌语言，它特有的丰富内涵，很难用另一种语言将其道出而不损害其意义。然而，诗歌的翻译之路尽管充满荆棘，但，诗歌作为ー种文学题材，却大有翻译的必要，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有许许多多的文学翻译前辈们不断地撰文研究，探讨诗歌翻译的理论和形式，这对诗歌翻译的具体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及推动作用。

1. 对日本传统诗歌的翻译

周作人是最早翻译日本和歌俳句的翻译家。他在1916年发表的题为《日本之徘句》的文章，就是专门谈日本俳句的。事实上，周作人对日本和歌俳句的翻译大都是在其撰写的文章中举例式的翻译，周作人真正翻译的和歌俳句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如 《曰本俗歌五首》及《译序》（1921)，《一茶的诗》（1921 )，《啄木的短歌》（1922),《曰本俗歌六十首》及《译序》（1925)为周作人翻译的和歌，而如《日本的诗歌》（1921),《曰本的小诗》（1923)，《日本的讽刺诗》（1923)则是周作人写的有关日本和歌俳句的文章。

周作人翻译和歌俳句的特点是：一律撇开原诗在形式上的特点，而“只用散文说明大意”。周作人对日本和歌俳句的翻译，虽然数量不大，但由于他散文式的译法，却给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带来了启发，同时，也给后来的人翻译日本的古典诗歌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万叶集》是现存日本最古老的歌集，全书共收集和歌四千五百三十余首，时间跨越自仁德天皇（约5世纪上半期）至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年）三个多世纪。《万叶集》在日本享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无论是论质还是论量，都不比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逊色”（引自日本文学大系之四《万叶集》序文，高木市之助、五味智英、大野晋校注，岩波书店发行）。《万叶集》甚至被日本人誉为中国的《诗经》。

《万叶集》收有“东歌”（指东部各国即今本州东部的民歌）、“防人歌”（戍边兵士们的诗歌）及民歌。其中，具有姓名的作者共有三百多人，较著名的有写宫廷挽歌的歌人柿本人（约662—约706)、著名的《贫穷问答歌》的作者山上忆良（660-733 )以及 《万叶集》最后的编纂者歌人大伴家持等。

钱稻孙最早选译《万叶集》三百余首，1959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在日本东京出版。到60年代钱氏又增译了三百七十九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书名《万叶集选》。钱稻孙翻译《万叶集》的特点是：一歌多译，即一首和歌分别采用楚词的句式和唐诗宋词的格律以及现代白话来进行翻译，同时，对原歌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典故等进行注解，让读者全方位地理解原文，从多种视角，在比较中进行文学鉴赏。

《万叶集》全译本的译者是杨烈（1921 — ）。《万叶集》全译本的翻译完成于60年代。用杨烈自己的话说为了安慰寂寞的灵魂。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版。”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把《万叶集》作为“诗苑译林”之ー种出版发行，至此，《万叶集》在我国终于有了唯一的一个全译本。杨烈译文最大的特点是短歌严格按照中国的五言律诗的格律和体式翻译，长歌的译文则五、七言并用，风格统一、流畅，但有时难免会因求统ー而损害其原义。

李芒也从《万叶集》中选择了和歌七百三十首进行翻译。其译作于1998年10 月，以《万叶集选》书名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出版发行。李芒翻译的特点正如他在1979年底《日语学习与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和歌汉译同题小议》中的看法一样：以短歌而论，句法和内容多种多样，应采取相应的译法，而不宜在形式上强求一律。因而，李芒翻译的《万叶集选》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固定形式，而是根据情况灵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