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 Lefevere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一种文化为什么要通过翻译引进外国的文本？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自身文化的不足？是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外国文化的文本？换句话说，谁在翻译？为什么要翻译？翻译的目的是什么？谁选择需要翻译的文本？有什么因素影响这种选择？这些问题都强调翻译与文化的联系以及译本所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差异因素。这当中所涉及的如翻译选择、文化对象、价值重构、翻译家采取某些具体翻译方法的动机及文化语境也是文化学派之研究对象。权力、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己成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当中的研究热点。翻译中之“权力”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其主要流派有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译者/翻译理论家和“食人主义”

(cannibalism)，后殖民翻译研究，解构主义观，翻译操纵（manipulation )论，Blackmore 的文化因子学说（memetics)，Larry A. Samouvor 与 Richard E. Porter 的跨文化交际研究（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以及以 Lawrence Venuti（1992，1995 ）等翻译理论家为核心的文化翻译理论。

把翻译放到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宏大的全球语境中去审视，并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翻译研究具有多学科性质，它与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哲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翻译在目标语文化语境里的地位、作用，以及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从此，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目标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目标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目标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 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渐成趋势。然而对翻译研究来说，这种文化转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而且对主宰中外翻译界几千年的一些译学观念，诸如“忠于原文”的翻译观，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在中国国内，一批翻译学者在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上提出跨文化交际翻译视角，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文化翻译论纲》（刘宓庆，2001)、《翻译文化 史论》（王克非，2002)、《跨文化交际翻译》(金惠康，2003)、《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金惠康，2004) 刘宓庆认为文化翻译应遵循“文化传真”(facsimile of culture)原则，即“文化翻译的社会功能决定文化翻译应以丰富译语文化为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应以译语为本位（立足点）来对待原语的文化问题。”然而，就目前中国的翻译现状来看，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者寥寥无几，这也许是我国的翻译界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直接对话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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