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方翻译研究进程发生过两次转向：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和70年代前后开始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雅各布逊提出了翻译的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他的翻译定义显然已经背离了传统的译学观念，越出了单纯语言的界限，使其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进入了宽泛意义上的信息转换和传递。后来的德国功能学派翻译学学者汉斯•威尔梅（Hans Vermeer)的翻译行为理论 (action theory of translation )强调译者的目标（skopos）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英国的斯坦纳提出“理解也是翻译”、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提出“阅读即翻译”等概念，拓展了翻译的含义，使翻译成了几乎渗透人类所有活动的一个行为，从人际交往到人类自身的思想、意识、政治、社会活动等。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进一步把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翻译的内涵空前扩大。

语言学转向使当代西方的译学研究对翻译中的语言转换观察和分析更加具体细微；而文化转向则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考察、剖析，进行新的阐述，体现为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它更注重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注重翻译与目标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更关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在目标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翻译己成为民族间全方位的文化交流，是极重要的一项人类文化交际行为，翻译视野得以极大的拓宽，从而为国际译学界、也为中国译学界展示出相当广阔的研究前景。这个文化视角的转向起源于1989年在英国Warwick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它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视角的标志。1990年Susan Bassnett 和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 一书，开始强调翻译与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该书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尽管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可以证明翻译方式的变化，但是要解释这些变化，翻译学者必须深入探讨“社会权力行使的任意性和变动性，以及对文化产品来说，包括翻译产品，该种权力行使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观点促使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诱发了西方翻译学者对权力、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