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可知，译者主体性是翻译题中应有之义。翻译本质上可以视为一个概念整合过程，这种极为复杂的整合过程的结果即译文，必然会体现主体性和创造性。不同时空条件下产生的译文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这种差异性正是主体性的显性表现。这种主体性的显现源于翻译内在的概念整合心智运作机制，即隐性维度的翻译主体性。对于不同领域的翻译实践，这些因素在参与整合时所占的权重是不同的。不同的翻译理论其不同之处就在于提髙或者降低了参与翻译概念整合的因素系统中某个或几个因素的权重而已。

翻译的结果相对于原文在可能激活的信息上总是有增有减的。译者可能会因此受到诘难，于是“译者即叛逆”这句意大利谚语就把叛逆的本质归咎于译者了。虽然我们认定翻译最关键的变量不是文本自身的某种内在特征而是翻译的目的，但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翻译，译者都不会成功。

应当说明的是，译者的主体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不能成为僵化的好恶判断和随心所欲的自我表现的借口。译者只有根据具体的翻译时空条件，处理好翻译涉及的主客体关系和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翻译的客观性、创造性、伦理性在翻译实践中得到统—，从而在翻译中化解冲突，走向和谐。同时，从翻译研究角度来说，翻译主体性研究有其研究的范围，超过这个界限就容易出现偏差与谬误。正如许钧所指出的，翻译主体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一种描写性研究，可以对文化因素与翻译的关系加以客观描述与分析，从而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忠实”或进行“再创造”的原因，有助于使译者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立场、翻译动机等影响翻译的因素，但是它不是一种翻译方法论或具体的翻译策略，不能成为翻译中并非由翻译的历史局限性所带来的过度阐释、“操纵”、“改写”原文和“自由创译”的理由。对让译者有意识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主张，我们应持谨慎态度。这些也是应当引起译界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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