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译者的价值标准显然和原作者及读者心目中的标准判然有别。郭沫若译哥德的《浮士德》，历时10年，自以为是译坛佳话，著述中屡屡提及哥德著此大作也花了10年，比附自况之意，十分明显。而郭译确也花了大工夫，面对庞然巨著，规行矩步，几乎行行押韵，如翻译活动本身不能给予快感，焉得如此？惜郭译把韵律看得过分要紧，虽则铿锵，单调处实不少，远不如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文采飞扬，意气风发。“五四”时期翻译家中，鲁迅译得是颇认真的，因提倡“宁信面不顺”遂与不少同行反目，而就翻译的多功能看，鲁迅的提法也有另一番道理（见后文），鲁迅的文学生涯中，译事占了一半，一方面固然是他为振兴国民精神而行“拿来主义”的证明，另一方面亦因译事本身就为乐事，说他有翻泽癖，恐怕不算什么夸张。自然，有苦即有乐，鲁迅时有言词涉及翻译之苦，说是译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可以想象他一旦摸到了开箱的钥匙，不亦乐乎？ 傅雷毕生致力于翻译，“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当然也是乐在其中。

综上所述，可知翻译活动的审美娱乐性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以前的理论界往往忽略这点同翻译标准的关系。正是明白了这种翻译娱乐性之后，我们才可以解释何以不少译家常常变换译风，因为他们乐在其中，总不断地在“做试验”。可见翻译活动的娱乐功能对译者起着极大的影响，因而也对译作起着极大的影响，译作本身的价值如何，自然也与此关系甚大，要想以一条固定的标准去衡量，当然是绝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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