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翻译家迄今所起的重要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西蒙提及的女性主义者苏珊•吉尔•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身上，莱文是因方特 (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的《三只惨老虎》（Tres tristes tigers)的译者。莱文的作品跟上面提到的早期译者某些谦逊的作品形成対照，莱文与作者因方特密切合作，创造出“新”的作品。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莱文的自信，加上她的某种“背叛”意识，強烈地吸引着西蒙，因为，正是此种“叛逆”在译述ー种言说被出卖了的女人的男性话语。西蒙还暗示了莱文在她自己的女性译事计划中，或许改写了、操纵了、甚至“背叛”了因方特原作的几种可能的情形。

西蒙所强调的中心，就是突出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性。在她著作的结论里，西蒙坚持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的翻译将性别变成了自觉性改造工程的场所，而此种改造工程重新建立了文本权威的条件。”她还总结了文化研究对翻译的莫大贡献：

文化研究给翻译带来的，是ー种对性别和文化的复杂性的理解。文化研究使我们能够将语言的转移置于当今诸种“后”现实之中：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这样，西蒙就把性別和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联系了起来。后殖民主义的确切范畴有待进ー步界定，但是后殖民主义一般都包含对前殖民地历史、欧洲強大帝国以及反抗殖民主义强权斗争方面的研究，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还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权力关系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这种当代不同学科间的合理跨越，在西蒙和勒菲弗尔的论文中得到反映，他们的这些论文都收集在有关论述翻译的后殖民主义写作的文集中；西蒙自己也对后殖民主义理 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进行了广泛的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