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在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中医学上的“阴阳”和“五行”学说原本就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最早见于《管子・水地篇》中)，后来被中医学用来阐释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并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中医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在语言学上的表现更为突出，大量的哲学用语进入了中医语言。这固然丰富了中医语言的表达力，但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因为那些哲学用语在哲学上的含义并未因其进入中医语言而消失，从而影响了其所承载的医学信息。如“元气”(见《春秋繁露》)、“气化”(见《庄子》)、“天人相应”(见《吕氏春秋》)、“神”(见《荀子》)、“精气”(见《管子》)及“心主神”(见《天人三策》)这样一些被中医语言所借用的哲学用语，其意义在中医学中就有多种解释。

从文字发生学角度不难看出，五脏六腑中的心和胃是象形字，而肝、肺、脾、肾、胆、膀胱则均为形声字。毫无疑问，这些字的原始意义都是指人体内部实质性脏器而言的。在《内经》和《难经》等早期医学文献中，关于人体脏腑的大小、长短、厚薄、数量、容量、重量、质地和所居部位等形态方面的详细记载，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脏腑概念最初绝不是对机体表象综合抽象的产物，而是在解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表示体内实在之物的本质属性和特征的真实概念。但是，为了获得脏腑生理、病理的完整知识，实现中医理论的一体化，单纯借助简单的、直观的解剖知识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当作为古代哲学范畴的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之后，全面系统地接受其渗透和指导，便成为中医学理论奠基时期进行理论一体化构筑的必然历史现象。

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干预下，一方面，藏象学说引入脏腑基本概念，自然吸收了表现这些概念本质属性和特征的初始内涵。亦即，这些概念不因组合在藏象学说中而改变各自的形态学本质。另外，一些由解剖学脏腑得出的与之相背的知识也被吸收进来。例如，因观察到在解剖部位上“脾与胃以膜相连”(《素问▪太阴阳明论》，遂认为两者在生理、病理上必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阴阳、五行学说（特别是五行学说）的规范下，脏腑概念分别不同程度地进一步远离解剖学本质，起到表征人体一组生命现象的符号的作用。于是在同一语言环境中，同一概念时而显示出解剖学特征，反映实质性脏器的各种变化；时而又以非解剖学的面貌出现，灵活地表达各种生命现象(《医学与哲学》1991年第2期，第24页)。由此可见，中医学与中国古典哲学水乳交融的结合，一方面固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基时期进行理论一体化构筑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也成为其基本概念歧义性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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