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博士诞辰11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我们共同缅怀他所作出的主要贡献。

奈达博士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他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奈达博士根据翻译的本质，于1964年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翻译理论。1969年，他将“动态对等”换成“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认为翻译意味着交流，取决于听或看译文的人能了解到什么。按照他的观点，判断译文的优劣不能停留在对应的词义、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的对比上，重要的是接触译文的人有哪种程度的正确理解；因此，谈“功能对等”最根本的是必须比较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原文和译文的。奈达博士强调，“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原文的信息。”

奈达博士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和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他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原文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根据奈达博士的翻译理论，人们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文化内涵。他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学阶段和符号学阶段。他的理论本质也从当初的描述性转变成规约性，为我们建立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奈达博士认为译者应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根据他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作为语言学翻译理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奈达博士率先把信息论、符号学和诠释学引进了翻译理论，还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这不仅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找到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使得翻译学的跨学科桥梁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奈达博士的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得最早、最多，影响也最大；尤其是他提出的开放式翻译理论原则，打破了中国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的标准，得到了广大中国翻译理论家及翻译工作者的接受。1997年奈达博士曾经参加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上外翻译研讨会”；应会议邀请，其忘年之交、中国著名学者周海中教授介绍了奈达博士对翻译学科的重要贡献及其学术思想，另外他还介绍了奈达博士对中国译界的重大影响以及对后学的无私帮助。

奈达博士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他单独或合作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250余篇；另外他还有13本专供《圣经》译者使用的参考书。他的第一本专著是1946年出版的《<圣经>翻译》（Bible Translating），最有影响的是1964年出版的《翻译的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其次要数1969年与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他的丰硕学术成果，是与他兢兢业业、不断探索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分不开的。虽然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奈达博士的翻译理论就不断受到各种质疑和挑战，但是其理论却在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受到了广泛关注。

奈达博士青少年时就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并且在教堂里接受“基督为我的救世主”的召唤。但他是一个将学术和宗教严格分开的人；他从不在学术场合谈论与学术无关的议题。中国翻译理论家叶子南教授在2011年第5期《中国翻译》上撰文悼念奈达博士时特地提到此事。由于奈达博士在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逝世时，美、英等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每日电讯报》等都作了报道，并对他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文/马琳（作者单位：澳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