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即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认知发展涉及到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方面。所谓图式即动作的结构或组织，它们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中，会由于重复而引起迁移或概括；所谓同化，就是个体将环境因素纳入已有的图式之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的动作；所谓顺应，就是个体改变自己的动作以适应客观变化。个体就是不断地通过同化与顺应两种方式，来达到自身与客观环境的平衡的。图式最初来自先天的遗传，以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本质不同的认知图式（或结构）。图式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表征结构，是知识在大脑中的存储单位，是认知的基础。这为解开人的思维发展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

认识的发生与发展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相互作用是皮亚杰理论的灵魂，人的思维发展和观念的形成不是简单由外部作用的结果，不是行为主义主张的“刺激一反应”模式，人的主体作用参与了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也不是主体自我能动的结果，思维发展和观念形成依赖于客观的基础，决定于主体已有的“结构”。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关系，即在客体作用于主体的同时，主体也积极参与建构。在这种“同化于己”和“顺应于外”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认识就得到了发展。皮亚杰的助手和同事英海尔德总结道：“他的认识论可称之为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即认识论不是由客体决定的（经验论），也不是由主体预先决定的（先天论），而是逐渐构造的结果，……认识的动作从来就不只是建立在联结的基础上，它总是建立在同化、即建立在把现存的材料整合到已有的结构之中”。

皮亚杰的后继者们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一思想，一是从儿童领域拓展到了成人领域，二是既关心心理发展是“怎样发生的”，也关心“怎样能发生”。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种构建过程，乔纳森等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学习者在一定的学习环境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知识。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对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对这四大要素的设计和改善是提高有效学习水平的关键。

把建构主义理论拓展到社会文化接受领域，则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贡献。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共有知识和文化，是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导致结构的形成，施动者造就结构，而结构也建构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施动者。法国重要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家福柯在《性史》（福柯，2000）中详细分析了人的性观念被建构的过程。他认为，性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外界条件的观念，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这种建构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改变而不同。我们现在所说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只是在近代才被建构起来的概念。社会建构主义相信，之所以会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之分，是被历史和文化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由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然属性决定的。19世纪，同性恋这个群体在文化及环境的影响下，被创造而“变成”了一种人。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建构倾向于同性恋“后天说”和“境遇说”，即倾向于认为同性恋是受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这对于提高社会传播效果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启发：成人社会的思想概念形成比儿童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施动空间，一方面，人在习得、掌握了社会概念之后运用概念；另一方面，被输入的概念可以影响、左右人的思维。

20世纪80年代图式理论被引入翻译研究，从图式与语言关系的观点看，翻译是利用知识图式认知源语文本意义，形成概念，再受到目的语言图式干预，来表述原文概念的过程，是以原文本为一端、以译入语读者图式为另一端的双向意义构建过程，译文是原文信息在译语文化图式中的语境化，是隐文本和显文本经同化与顺应后平衡的产物。政治话语的翻译传播与大多数文化作品的翻译传播更具有某种“我要传播”的性质。翻译工作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立足于忠实原文，还是照顾和迁就受众。长久以来在翻译界就一直有直译和意译之争，当翻译活动触及文化政治等因素时，直译和意译之纷争就演化为归化和异化之争。对此不少学者已有明确的认识，如黄友义就认为：我们需要忠实的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精华，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本质愿望，是介绍中国实现和平共赢的本质期待，是反映中国渴望外国受众准确地了解一个真实中国的本质诉求。“党政文献，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和治党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理论，翻译既要符合中国国情，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与国外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对接，这对翻译而言是艰巨的挑战”。我们的传播对象大都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更不熟悉中国的语言体系。尤其是西方话语体系的受众，他们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其强大的西方主流媒体，中西意识形态和文化及思维差异很大，对我们习惯使用的表达方式不好理解，要他们对我国政治话语的表述完全满意并赞同虽是一种希望，但目前是不现实的。然而，我们绝不能无所作为，而是要充分运用语言传播的积极建构功能，影响图式的构建。可以在保持中国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重视文化差异，选用符合英文表述的方法，并通过不断阐释中国政治话语含义的统一翻译，使传播对象即使在认知上还不能认同我们的理念，但在表述上能够接受我方的统一翻译，这既不是改变我们的表述以求同化，也不是不顾目的语的习惯以求顺应，而是在对外传播中国特色核心政治理念的过程中，在语言习惯上尽可能尊重目的语特点，在核心概念上坚持反复解说，使传播对象在认知上通过不断被强化的渐次积累的长期过程，逐渐理解和接受我们的政治话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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