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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批评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势头看好,不过比起翻译理论的发展仍有待于加大力度。翻译批评是随着翻译实践而发展的。自有翻译实践起,翻译批评就一直对翻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三国时期,在我国的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148〜316年),有人对西域安息人安清(字世髙)的翻译做过这样的评价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这种评价,实际上就是翻译批评。
到了近现代,翻译批评显得更加活跃。1906年,王国维在其文《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对辜鸿铭的翻译进行了评点。他在该文中还表达了有关中国古书外译的论点。有人认为,"此文可谓我国翻译批评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后,20世纪前半叶我国文学翻译界的一些巨匠,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茅盾、郁达夫、贺麟、瞿秋白等,对翻译批评都有各自的独特见解。特别是鲁迅,他认为翻译质量的不行,与翻译批评工作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文学批评在创造社前期文学批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当时的翻译批评一般都停留在对翻译作品的点评上,把翻译批评作为一门学科来探讨的论点不多见。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翻译批评有长足的进展。董秋斯于1950年在 《翻译通报》上接连发表了三篇涉及翻译批评的文章。第一篇“略谈翻译工作的缺点”发表在《翻译通报》1950年的创刊上,该文主要通过阐述翻译工作中的缺点来说明翻译批评的重要性;第二篇“怎样建立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表在1950 年8月1日《翻译通报》的第二期上,该文阐述了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从而说明了翻译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批评的对象、重点、原则等等;第三篇“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发表在1950年第一卷第四期的《翻译通报》上,董氏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他对当时翻译批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概有两种:①没有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②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董氏提出的两大困难,目前第一个已经基本解决,第二个困难迄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时过半个多世纪,董氏的观点对我国当前的翻译批评学科建设仍然有着建设性的意义。董氏可以说是我国建国后翻译批评的先驱。董氏之后,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报告中茅盾对翻 译批评有专门论述。他认为当时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尽如人意。在此之后,由于我国受政治形势的影响,翻译批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