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译文中，有许多韦努蒂认为是明显的异化因素，其中包括严格遵守原文的结构和句法（比如第一句中修饰成分的位置）、仿造词(把soggiorno译作 sojourn, indurlo 译作 induce him)和古语结构(nor could I ever)。在其他段落中，韦努蒂把古语 (如scapegrace)和现代俗语(如con artist、funk)并用，并使用英国英语的拼写(如demeanour、offence)，这样就可以用一种“异质性的话语”来刺激读者。

韦努蒂很高兴地注意到，有些对该译文的评论，对他的“显形”翻译策略表示赞赏。不过，他也补充道，有些评论因为该译文没有“归化”(套用他的话说)而对译文作了 批评。

框表1

尽管韦努蒂大力倡导异化翻译，他也知道这个策略的ー些矛盾之处，即这是ー个主观而且相对的术语，仍然涉及ー定的归化，因为原文进入目的语文化后，要依赖目的语文化中的主导价值，才能显现译文对原文的异化。不过，韦努蒂为异化的译文辩护：这些译文“[和归化译文一样]对外语文本的解释同样是有偏爱的，但这些译文倾向把这种偏爱展示出来，而不是隐藏起来。” 应该指出的重要一点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Vennti, 1995)的意大利语译本的绪言中，把归化和异化看作是“探索性概念……旨在促进思考与研究”，而不是对立的二元: “两种策略有ー种非本质的可变性，因此只有在产生译文及译文发挥影响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对其加以定义。”根据韦努蒂的看法，这就意味着这两个术语的意思会随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归化和异化都需要考虑译文在多大程度上将外语文本与译语语言文化同化，及在多大程度上显示该文本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