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最大限度的等值——极似外，翻译标准还应注意其他影响译文的因素，如译语文化、翻译动机、译文用途、译文读者等。张南峰批评说，从事实际翻译工作的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有意无意间，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原文，可是仍然取得了成功，而理论家却关起门来，视而不见，一味研究最大限度的等值问题。我们认为，译作与原作相似的九个级次，除“极似”对应于全译外，其佘八个级次对应于变译，是动态的灵活的，有时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但有一定的基准，具有共性，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

1) 特定读者的定位明确

任何翻译都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的，全译如此，变译更是如此，而且它将这一需求的层次范围定得比较窄，越专一越有针对性。

周兆祥曾提出应把委托翻译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要顾及文化、语用、委托者的要求等因素,这些都是决定翻译的策略和评估译作的因素。要明确变译的目标，有时译前要与委托者达成共识，了解其要求。明确目的，日后可作为衡量变译成败的标准。张庆年则从对外广播翻译指出，要照顾到其对外的特点。对外广播的听众有些是中国问题专家，但多数人不是，而是对中国有兴趣但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普通听众，翻译时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翻译（指全译）。

2）变通手段的选定准确

明确了特定的读者的层面，下一步要看变通手段的选择是否准确，这是变译评价的第二标准和过程。无论外译中，还是中译外，变通手段的确定都需要判定，有的决断迅速，有的决断则须作—番研究。

如前所述，在对外宣传运用变译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巧妙地运用变通手段。张庆年认为在对外广播翻译中该解释说明时就要加以补充，对不适合对外的过分详尽的细节或描述，有必要删节和综合，她称之为“编译合一”，实际上就是译写、阐译、摘译、编译或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