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风从历史的角度对佛经的翻译和严复的翻译行为进行了描写和分析，揭示了在表面上“忠”的背后还有一只无形中操纵翻译实践的手，即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许多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只能是“似”。

如果说上述论断关涉全译问题，认为全评的标准不可能是“等 X”之类，那么变译的标准是什么呢？世界上的翻译活动丰富多样，我们不能用从一种翻译活动(如全译)总结出来的标准去衡量 —切翻译实践形式，如果杷视野从语言层面跃上文化交流层面，就会发现，摘译、编译、译写、改译等种种变译现象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描写学派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所以他们釆用的标准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请看描写学派所用的一个变译例子。在德国 travemunde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间，有一定期航班，船上有一种旅游手册，德芬两种文字对照印刷，其中三分 之二为翻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对方港口的风光，即芬兰文本向芬兰游客介绍对面德国港口的风光，德文文本为德国游客介绍对面芬兰港口的风光。这就是典型的译写，译一部分，写一部分。结果，两个本子不完全相同。

刘祖培解释说，等值论者声称其本意并非绝对，然而对翻译在语音、形式、功能、文体及社会文化等方面苛以“等值”，则不能自圆其说。“绝对化”在等值论者的阐释中又完全演变成一个无限模糊、不着边际、无所适从的标准，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等值” 的存在价值。总之，等值无论是针对技术翻译或非技术翻译，均不可行，难以令人信服。

看来，“等x ”标准已不能涵盖现有的翻译实践，需要发展。